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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郎。《拾旧沙河梦》155。硝烟弥川
巴郎长篇自传《巴郎旧事》第一部:《拾旧沙河梦》
***** 梦牵少年时,拾荒百万字 *****
掬捧沙河那一泓流水,仔细清洗这两眼昏麻。
常忆起曾经少年英姿,转瞬间已过六十花甲。
世事如枰棋难料变化,人生似炉铁反复锤打。
夕照驿道孑然归去客,回首来路依稀是旧家。
巴郎 记于20191205 - 20201218
155。硝烟弥川
《四川十条》发布,刘张平反复出,又见生天。这两位50年代宜宾民众眼中的传奇英雄,经过与李井泉廖志高多年的暗斗明争,经历了被批斗打压关押而四处求告无门的处境,而今重掌权力,卧薪尝胆,积几年来起伏跌宕的经验教训,深切感受到权力的重要。
他们的权力来自于中央文革的青睐,所以,刘张以中央文革马首是瞻,唯命是从,心甘情愿地为推行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而奔走效劳,欲将四川作为中央文革的“样板田”。他们权力欲膨胀,一方面试图架空张梁首长,把权力集中到自家两口子手中,成为川省太上皇,大权在握气焰熏天; 另一方面则支派压派,挑动派性斗争,压制不同意见,使自己主政长治而久安。
5月初,当刘张刚出来时,正是蓉城造反派联合起来,携手对付保守组织产业军的时候。此时,八二六派和红成派正为《四川十条》的发布而兴高彩烈,为重见生天而扬眉吐气。他们把刘张看作为手执中央文革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是真真彻彻的自己人,因此,两派都同声赞扬和支持刘张主政。刘张本身靠造反起家,他们进入省革筹,应该说对造反派相当有利的。
事实也确是如此。早在4月中,文革旗手江青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讲过一句话:“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其内涵是指,当时的成都军区,是保守组织产业军的后台; 而武汉军区,则是保守组织百万雄师的靠山。两地军区,都还在试图维系传统旧有秩序,阻碍文革发展的进程。江青同志的指示,隐略地示意两地的造反派,去冲击两地的顽固保守军区,揪出“军内一小撮”,使军区转变观点立场,站到革命造反派一边来。作为中央文革的心腹,刘张自然是秉承恩主旨意,心领神会,借机公开批评指责时任成都军区领导,为造反派张目撑腰,怂恿造反派打压保守组织,这不能不使人疑心成都的川棉武斗和132厂武斗是造反派主动进攻的结果。
67年5月,拥护和反对刘张的两派,在泸州隆昌等地发生武斗。情况反映到省革筹,为了巩固自身权力,打击异己,刘结挺乘机鼓动:“对立面不但要打隆昌、内江、自贡、宜宾,还要打成都。”张西挺也趁势说:“我如果在隆昌,我就有自卫的权利”。在刘张煽动下,拥派势力于5月6日策划,调集了10个县的5000余名武斗人员,攻打泸州纳溪合江等地,打死274人。另有1人侥幸死里逃生:当他的孩子们到停尸房为他收尸时,发现他还有一口气。此外,文革期间,数以千计的宜宾人在两派武斗中,或私刑拷打下伤残死亡,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然而,刘张与造反派的蜜月并不久长。在保守派土崩瓦解之后,造反派失去了对立面,其内部,由于争权夺利,立场观点的不同,形成派系,蓬勃汹涌地开展起派性武斗来。或许是在其位行其政,从刘张本身的立场上,不可能永远在这相互对立的两派中和稀泥搞中庸,不可避免地因为某些举措而取悦一方而引恶另一方,最后不由自主地置身于派性武斗的风口浪尖,导致丢官弃职,身败名裂。
据说,成都造反派派性武斗的起因,是因为《四川十条》中一句话:八二六要和红卫兵成都部队这样的革命群众组织加强团结,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什么叫“这样的革命群众组织”?依八二六派的解释,那是指红成派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但它曾一度协助过镇反,是犯过严重错误的组织。红成派当然不接受这样的解释,他们认为这段文字,不论是字面上或是内涵中,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红成派认为,八二六派是在咬文嚼字,挖空心思地诽谤贬低对手,从而拔高自己,好在将要成立的省革委中排挤对手,多占席位。两派后来剑拔弩张,不惜抵死内战,这段文字也是争端之一。
既然有了两派,两派又互相对立势如水火,不可共天,那么,怎么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呢?依然是伟大旗手江青同志,为革命造反的两派指引了一条光辉大道崭新天地,将群氓们对文革的认知,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67年7月底,面对全国风起云涌的派性斗争,江青同志在一次与造反派的座谈会上,振臂高呼“文攻武卫”。文攻指口诛笔伐,武卫指用武力捍卫,即是以暴制暴,用革命暴力对付反革命暴力。9月初,江青同志再次提出这个口号,并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人民,认真学习并坚定执行江青同志的号召。
于是,全国各地纷纷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借用毛主席和马列著作语录,割裂马列主义的思想体系,断章截句,宣传“唯我独革”“唯我独尊”,使用鬼域伎俩腌臜计谋,攻击对立面的群众组织,掀起文革动乱。
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派系双方冲击军队、抢掠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致使全国武斗加剧,不断升级,流血事件频繁发生,打砸抢抄成风,交通运输遭到破坏,造成“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
“文攻武卫”的口号,之所以能立刻引起广泛而热烈的呼应,对造反派众来说,双方自有其相当合理的根据,并不纯粹是愚蠢和盲从。文革这笔账之所以很不容易算得清楚,原因是在它的许多次事件中,都难解难分地交织着正确与错误,必须小心地进行剥离,才能将真相暴露出来。不过,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敢于和乐于发动大规模武斗的一方,要么仗恃兵力雄,要么仗恃后台硬;或者是两者皆可仗恃。
就成都来说,八二六派得到刘张主政的省革筹的力挺,而红成派则有成都军区的撑腰,两派人数多,士气旺,都有市民支持,可说是势均力敌,难分高下。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各种关系网络,两派在中央,特别是中央文革都有靠山,或明或暗地,或明确地或隐晦地,表态支持一方压制一方,或今日支持这方明日又支持那方,和稀泥搞调合。地方和中央的嗳昧,暗中怂恿和鼓动,却反倒助长了双方的气焰,使其更形嚣张,使派性武斗愈演愈烈,终至不可收拾之地步。
巴郎 记于2020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