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龍珠律師法律評論： 曹云金白干三年 郭德纲或涉嫌欺诈未成年人

文 / 劉龍珠律師

近日来，郭德纲高调公布家谱“清理门户”，迫使曹云金发出六千字带图檄文回应，一时间舆论沸沸汤汤。在这篇置顶的檄文中，字字句句都是近八年来退无可退的无奈以及被压迫剥削的委屈，使读者心有戚戚，可谓一篇“泪状”。但是要真正让舆论大众相信自己的故事，并切实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曹云金更适合的选择应当是在被侵权时就及时向郭德纲提起一纸诉状。

这场所谓师徒纷争的起因和核心是师徒利益分配的不平衡，若曹云金想要通过司法救济重新调配二者的利益就要确认在德云社发展的不同阶段，郭德纲和自己的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章总则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劳动法》。鉴于郭德纲的公司于2006年才成立，在此之前曹云金和郭德纲一定不是劳动关系。也就是说，至少在公司成立之前，二者的法律关系完全不受《劳动法》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平等主体的自然人之间设立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受《合同法》调整。根据曹云金的说法，学艺三年，他每年都向郭德纲上交了学费和生活费。在此期间，他一方面为师傅洗衣做饭，养狗沏茶，买菜做家务，一方面学艺进行演出。因此，二者之间至少应该有一份口头协议，约定曹云金有交纳学费、生活费、照顾师傅起居、配合师傅演出的义务，以及获得郭德纲授艺的权利。郭德纲承担相对应的教学义务和权利。另外，如果郭德纲按照自己相声中所谓“三年学徒，两年效力”的行规收徒，曹云金还有学成之后，将头两年的收入交给师傅的义务。因此，二人的关系受到合同法的约束。根据《合同法》第 47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在2002年，曹云金作为一个16岁的未成年人，只有限制的民事行为能力，其与郭德纲的签订这种学徒合同是否需要法定代理人追认是存疑的。不过，根据曹云金说母亲拿到收据和盖章放心把自己交给郭德纲的说法，该合同已经受到了其法定代理人的追认，并不会因为曹云金的民事能力问题影响合同效力。

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曹云金在檄文中2002年的自己，作为一个未成年人，只身来到北京，相信了郭德纲所谓开班办学，毕业颁发艺术文凭的说法，误解是正规培训机构才决定留下学艺。曹母也是因为看到学费收据，才相信郭德纲的说词，放心将未成年的儿子交给他。但事实证明，郭德纲的所谓收徒并不似学校开班授课，而是将私人生活和传道授技混淆。说学逗唱不一定每天都教，日常杂务却每天都要徒弟做。另一方面，宣传时郭德纲许诺的艺术文凭，在引诱曹云金达成协议后却不被提及。因此，郭德纲当年的行为或许构成对未成年人的欺诈，即使曹云金的母亲确认了曹云金和郭德纲的协议有效，受害的曹云金仍然有要求变更或撤销其与郭德纲口头协议的权利。

也要注意到，以郭德纲动辄将未成年的曹云金赶出家门的火爆脾气，和他在公共场合也对徒弟耳提面命的严厉师威，16岁的曹云金在当时还很拮据的郭德纲家学艺时，可能少不了被辱骂和体罚。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治安管理处理办法》，如果郭德纲多次殴打曹云金，可以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另一方面，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和《民通意见》第七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当事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2002年，郭德纲以自己多年与相声名家合作的名声办学，利用自己在行业的优势地位，以所谓“规矩”的形式规定了师徒双方的权利义务。而曹云金彼时作为一个16岁的完全不熟悉该行业的未成年人，说自己“满怀希望”地决定“只身留下”学艺。可见郭德纲在订立合同时不仅利用自身优势，还利用了对方的轻率和没有经验。从合同条款的角度看，一方只有教学义务，另一方则除了相应的学费义务还有伺候师傅和无酬劳演出义务，显然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因此，在本协议中，郭德纲一方获得了超过法律允许限度的利益，而曹云金一方遭受了巨大损失，曹云金应当有权在一年内要求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合同。

当我们仔细看其中曹云金的演出的义务和照顾郭德纲生活起居的义务，发现曹云金和郭德纲此时还存在一种劳务关系。在中国，劳务关系不受《劳动法》保障，保护程度相较劳动合同低很多。但劳务合同也要遵守公平、等价原则，不能让徒弟为自己“白干”三年。换句话说如果曹云金及时行使自己的撤销权，把给付自己劳务报酬加入条款，那么我们可以粗略算一下他可能得到多少钱。曹云金的劳动报酬应该一方面包括每次演出的演出费，一方面涵盖几乎没有下班时间的“家政费”。因为并不能找到当时曹云金演出频率的资料，无法推测他作为学徒的演出酬劳的市场价。但如果参考北京2002年到2005年，白班家政保姆的平均工资水平，再适当加上晚间和双休日曹云金洗衣做饭喂狗的劳务，仅曹云金三年多的家务劳务部分就至少值42000元左右。也就是说，按郭德纲当时居住的大兴平均房价计算，郭德纲把曹云金当免费劳动力使唤，整整少给了别人十平米的房屋面积。

在2006年德云社成为公司以后，刘龙珠律师认为，曹云金和德云社之间就存在了劳动关系。根据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劳动合同法》，劳动者事实上已成为中国境内的企业的成员，并为其提供有偿劳动，就形成劳动关系，适用劳动法。也就是说事实劳动关系的成立不以纸质合同为必要要件。同时，根据《劳动法》第九十一条，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根据曹云金的说法，自己学艺完成，在德云社工作期间，一个月演满了32场演出，到手的工资只有四千多。零七年和零九年拍摄《窦天宝传奇》和《三笑才子佳人》一共五个月，没有报酬。零八年天津开分社，没人愿意去演，曹云金带队开专场，就拿了500块演出费。这一方面可以看出曹云金为德云社提供有偿劳动，二者存在劳务关系。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德云社确实拖欠了曹云金影视演出工资。且以德云社作坊式的运作方式，员工并没有明确的下班时间，师傅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需要徒弟，都默认徒弟应该赶去“救场子”，也没有按《劳动法》规定支付高于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因此，曹云金当时可以选择最晚在零九年拖欠行为发生的两年内向人力资源保障行政部门进行举报或者在损害行为发生的一年内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使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德云社支付自己的的工资报酬和经济补偿。而不是等到现在已经丧失了救济的权利。

另外，曹云金提到团队如日中天的两年公司没有社保，根据《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法例，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强制义务。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德云社不缴纳社保的作法已经违法，在曹云金没有离开德云社的时候，德云社应该补交其社会保险并承担相应行政责任。曹云金方面则应当在一年仲裁时效内申请劳动仲裁或在两年劳动保障监察时效内对该行为进行举报投诉。如果，曹云金因为德云社不交社保，社保机构又无法补办的话，他还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德云社赔偿损失。可惜，这种救济方式也已经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

还应当注意到，曹云金的檄文在2010年的叙述中才首次提到合同。所以，如果德云社在2006年成立直到2010年都未与曹云金签订劳动合同的话。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因此，如果曹云金及时维权，他最终会得到用工一个月后起算的二倍工资的补足。有关部门也注意到传统学徒制的忽视法律合同的弊端。2014年8月底，教育部下发《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鼓励“工学结合”，建立现代学徒制。这种现代学徒制将保障：学生和企业有法律关系，必须签订定向培训合同，明确培训内容和补贴；学徒在校企之间有工学交替的时间。

综上所述，曹云金为郭德纲效力的八年中有很多次机会可以讨回自己被侵害的利益，但一次次都因为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从而不能“逆父”的道义要求或者舆论的道德风险，选择忍让，从而最终错失了维护个人权益和舆论高点的机会。追根究底，是源于传统的权威家长式的学徒制的弊端，使师傅能扛着传统和道德的大旗遮掩自己的贪欲和剥削，进而得以把缥缈的江湖道义物化为一本辱骂前徒弟的家谱，得以时时提醒剩下的弟子不可反抗。

飞鸟掠过亦有痕迹，是非曲直总有明证，现实真相有据可依，内心真相唯己可辨。我奉劝郭德纲先生放弃欲望，得到安心。 （ 本句改写自《张纪中关于不实传闻的两点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