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佛教改革初步 刘龙珠律师虔心朗读 舅父星云大师全集（贫僧有话要说）十

                                       我的新佛教改革初步

          刘龙珠律师虔心朗读 舅父星云大师全集（贫僧有话要说）十四說（上）                  

我的新佛教改革初步

我從青少年就知道佛教團結的重要，因為打籃球需要有團隊精神，不是求個人表現，必須集體創作。我革新佛教運動是一生志業，當為一個出家人的完成，就是一切都是「為了佛

教」。

其實，我青少年的時期，非常懵懂無知，從小跟隨外婆到庵堂，知道佛教有個觀音老母，連釋迦牟尼佛的名字都沒有聽過。十二歲出家，在棲霞山讀書，寺院裡中間的佛殿也不叫大雄寶殿，而是叫「毗盧寶殿」，中間供奉了毗盧遮那佛。

當然，我追查這尊佛和我們出家人是什麼關係，前輩學長們都說，毗盧遮那佛就是法身佛，另外還有一個報身佛，釋迦牟尼佛只是應現者。他是二五OO年前，出生在印度的應身佛。當時貧僧非常的幼稚，為什麼一尊佛又有法身，又有報身，又有應身，這許多不同名稱，又有什麼分別？實在不容易明了究竟。

後來，年齡漸漸成長，知道僧徒不能給社會譏為無業遊民，也不能讓佛教的信徒們感覺出家人寄佛偷生。覺得佛教要從事生產，應該要革新，僧徒要有生活的機能，比丘應該要能做醫師、教師、傳教士等；比丘尼也是要能做教師、護理，要能參與著書立說等弘法利生的行列。須靠教育 不能只是誦經

我在棲霞山六、七年的歲月，也知道了佛教不能只靠念佛誦經，應該要教育，所謂要五育並進，尤其是體育。沒有健康的身體，一些年輕的僧侶，都是閉目養神，好像老僧入定，這樣子就能復興佛教嗎？

我沒有別的能量，那時候因年紀小，雖然也曾做過學院的自治會會長，但也只能想到做體育的倡導者。現在，社會人士都知道貧僧喜好籃球，其實貧僧不是喜愛籃球，只是覺得籃球的運動，適合佛教青年的學習成長，比較容易接受。

尤其，我從青少年就知道佛教團結的直要，因為打籃球需要有團隊精神，不是求個人表現，必須集體創作，要替隊友製造機會，彼此相互的同心協力，爭取勝利。打籃球，可以革除佛教僧青年的許多毛病。

例如：大家動作緩慢，可是籃球都講究一秒、零點幾秒的時間，要非常迅速，而「僧青年」精神渙散，不集中精力讀書、工作，透過打球可以激發人類的潛能，非得要積極迅速、勇猛向前不可。

我又感覺到，「僧青年」都有很多的理由，不肯認錯。在籃球場上，只要教練的哨子一吹，犯錯的人，立刻舉手，還要向對方行禮道歉，這合乎佛教懺悔滅罪的意義。打籃球和佛教的教義，又有什麼違背嗎？就是說投球吧，打籃球並不是完全只靠力道、奮勇，要有心力，所謂境隨心轉，心中動念，籃球進網得分。體育運動，就是我革新佛教運動最初的想法了。

及至十八歲到了焦山，更受新思潮的影響，我知道了五四運動，知道了三武一宗的教難，知道了太虛大師「教產革命」、「教理革命」、「教制革命」三革運動，我覺得要改變佛教，非此不可。我也知道印光大師的三濫，所謂「濫收徒眾」、「濫傳戒法」、「濫掛海單」，我也很同意，但我認為這還不是革新佛教最緊要的問題。

革新佛教，需要為佛教辦幾所大學，為佛教辦幾所醫院，為佛教辦幾家報紙，為佛教辦幾間電台（那時候還沒有電視），甚至於為佛教辦許多的農場、許多的工廠，僧徒要自食其力。當然，更要發心為社會人間服務，那是發心菩薩道不可少的行為。我就想到，要到大街小巷貼許多的標語，喚醒民眾對佛教信仰的注意，我也希望自己雖沒有力量去出版報紙書刊，至少能張貼壁報在重要的車站、人船碼頭，讓民眾了解佛法的真義。

太虛大師籌組「中國佛教會會務人員訓練班」時，他曾說過：「佛教要靠我們青年僧伽。」這是我那個時候最欣賞的名言了。可惜，在太虛大師即將被選為中國佛教會會長的前數月，就在上海圓寂了，當時他才六十歲。我為此真是如喪考妣，幾乎數日間，精神恍惚，覺得天地日月無光。這一段時間，好像是我的生命中感到最低潮的時日。

寧華藏寺 成為革新基地

後來承蒙蔭雲和尚的賞識，他看了《怒濤月刊》，知道我們這許多青年的志願，就把南京華藏寺，交給我們主管，作為佛教革新的基地。我們青年僧中，最初有智勇法師領頭，從焦山來的能培、敬三、惟春，甚至從普陀山聞訊而來的煮雲法師，都來參加我們的行列，一起為革新佛教跨進一步。我們提倡「僧伽新生活規約」，寺中一些以經懺為業的僧眾，對我們敢怒不敢言。

華藏寺位居南京侯家橋，距離現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不遠，不到一、兩公里。

當時裡面已經有小小一座織布工廠，還有益華文具店、熱水供應站等設施。據說，當初在左近的數條街道土地都是寺方所有，後來住持吃喝玩樂，把它一一的變賣，使得華藏寺蒙受了法門不興的名譽。

我們希望把華藏寺的房地產收回來一部分，尤其是位在清涼山那一塊七公頃的土地。於是特地花了十石米的價碼，請來南京最有名的黃龍律師到法院訴訟。因為南京市政府強徵了我們的土地，預備做南京市第六中學。我想，要辦教育，我們也可以自己來辦，政府想辦，就去辦政府的學校，佛教辦佛教的學校。於是我們設立了華藏學校，為佛教來做一些改革運動。

可惜，國共戰爭開始，讓所有的美夢都破碎了，不得已，我們這一群青年也各自分散了。煮雲法師先回普陀山；曹敬三也隨軍不知道到哪裡去了；惟春、松風也不知道給國共兩黨哪一方逮捕，生死無法得知；智勇法師要去組織僧侶教護隊教護傷亡，把華藏寺主持交由我承擔。

因為朋友、同學都已分散，個人辦事業難成，在為前途徬徨徘徊的時候，智勇法師突然放棄僧侶救護隊，我這個人一向不喜歡退票，他雖是我的同學至交，我也不喜歡他這種臨場退票的性格，於是自告奮勇，繼續未完成的僧侶救護隊工作，把主持交由我在焦山的學長現華法師擔任。

那是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的冬天，共產黨稱為「淮海戰役」，台灣稱為「徐蚌會戰」的這一場戰爭開戰，兩軍各投入了五十萬的軍人，在沙場廝殺，傷兵死屍難以估算。在臘月寒冬的南京下關鐵道旁，有許多死屍堆。我們想，不能把這許多死屍暴屍在外，應該給予埋葬。但是有人說，這個不合理，這許多死難的居民，假如家人要來收屍，我們把屍體都埋葬了，讓他們的家人都找不到。你們要做救護工作的，應該要組織專業的訓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