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依靠谁？

左和右的概念来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议会。它效法古希腊的投票制度。古希腊的法律极不平等，雅典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有选举权，妇女和奴隶没有政治地位。表决的结果也很野蛮。柏拉图就是目睹了这种政治邪恶才去写‘理想国’的。他反对民主制，他举例说，如果，一位耳不聪，目不明的船长，被一部分水手裹挟，压迫另一部分水手就不公平，不公平就意味暴动，因此，必须由精英来管理。有一个神话描绘了这种民主暴政：腓尼基王子卡德摩斯杀死了一条毒龙。雅典娜命他将毒龙的牙齿撒在地上。当这些牙齿落进土中，那里钻出一队全副武装的战士。他们互相残杀，直到残留的五个人愿接受雅典娜的建议，无条件放下武器，并跟随卡德摩斯建造了底比斯城。毒龙代表旧体制，毒龙的牙齿代表旧体制垮台后，暂时的自由（播入土壤）使其余毒在议会中咬牙切齿、相互诽谤，他们鼓动暴民拼得你死我活。雅典娜代表智慧，即为，只有屈从于理智的人才能活下来。由此，后世产生了理性主义。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学会了理性思考，柏拉图说的暴动是不存在的。

法国革命没能理解这个神话，最后变成一台谁也无法脱身的绞肉机。冤冤相报，90%上断头台的人都是当初的同志，每个人都是到了断头台才明白，过去的乱杀无辜，实际上也把自己推向了死亡。但为什么屠戮呢？因为操刀人认为自己代表真理。什么是真理？读过《道德经》第四十章的人就会明白，各种‘主义’的出现，一定是对于时政的批评。所谓：反者道之动。经过时间推移，这个新的主义也会被消费掉、失去价值，所谓：弱者道之用。接下来，又有新‘主义’产生。它还是针对原有的意识形态而出现的。也就是：天下万物生于有。人类文明就是在这样一波波的新思想中不断成熟的。所谓：有生于无。老聃曾反复强调，任何意识的表现形态包括文字、符号、图像、舞蹈、声音、乃至数学等等，都不能将一个完整的真理‘道’表达清楚，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人们只能用这些形态表达‘道’的某一个对当下有意义的侧面。因此，任何思潮都只能在此起彼伏的波浪中兴盛一时。后来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都按照希腊神话的怪圈表演了一遍。只有拿破仑使用暴力与宪法杜绝议会的残酷。

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毛就希望一个民主的中国，结果，他一生杀人八千万。邓小平上台后也希望民主，结果就出现了‘六四’事件。接下来什么乡镇选举，深圳模式，一系列的尝试均告失败。难道不应该问一个为什么吗？

真正的原因是依靠对象的问题。毛依靠的对象是草根阶级，可是，草根当政，腐败更甚。邓依靠的是党，因为当时的党内聚拢大量的精英，但出现权钱交易。江依靠学术精英，结果就是教授变叫兽。那么，到底应该依靠什么人呢？古希腊给了我们启示，最能信任的人就是‘纳税人’。中国没有这个概念，因此，谁也不会想到他们（泰国的问题也出现在这里）。纳税人是唯一为国家提供收入的群体，是真正的主人。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基石，谁出钱，谁有权。因此，初级民主制的过渡，只能是从纳税人开始，也就是说，只有纳税人才有选举权，（含工作过的退休人员）。纳税多的省份发言权要大于纳税少的省份；但纳税多的省份要根据全国人大的安排，向穷省提供经援。省内的州县也是按照这种理念分配权、钱。让权和钱合成一体，两者做不成交易，只能共同发挥效益。不管你什么职位，你说的每句话背后都是无情的财富交易，吹牛皮必须上税。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先贤都知道，无恒产则无恒心的道理。不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任何体制都不会稳定。宪法的底线是：无论多大的富豪也是一票，无论多穷的草根也有饭吃。在当前的状况下，依靠纳税人的选举制，将解决很多问题。比如，消除意识形态上的障碍，藏独、疆独将失去市场，重建资本主义道德等，缓和两岸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