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VS士气

在腐败猖獗的时代，只能重典治乱。可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公务员的士气。政府运作还是需要公务员来完成的，如果他们的士气尽失，很多事情就无法进行。面对一个没有士气的政府，倒霉的还是百姓。香港和新加坡政府以高新养廉来保持公务员的士气。但欲壑难填，政策超过限度就会走向反面。过高的工资会拉大贫富差距，产生了不该有的等级。等级的实质是对下的压迫和对上的腐蚀。香港能维持到今天，是因为亚洲地区残存的儒家思想依然对百姓有束缚力。一旦人民觉醒，学会表达，政府将陷于困境。比如，香港警察最低工资是一万三千元/月，最高工资十八万元/月。不但退休待遇优厚，而且鸡犬升天，远超实际需要。最终出现了警察围殴无反抗能力市民，警察可以骂法官，旁人不得辱警的怪现象。它导致了黑社会的产生；物不平则鸣。中国大陆的反腐，也有士气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很难有条不紊地完成一个自上而下的民主转变。其实，亚洲国家都还没有认识到，社会环境改变后，公务员也有自律的可能。

举例来说，数年前，澳洲一位省长将该省的经济搞得风生水起，结果，因为一次个人财产的不当举措受到媒体指责。他立即辞职，紧接着，两家大型私企聘请他做顾问。在任时，他的年薪不足三十万刀，辞职后，岁入达到二百多万刀。这就是澳洲精英愿意当官的原因。他们在任上可以说官不聊生，饱受各方曝光、非难和指责。一旦下野，所有的老板就只信这种人。因为，媒体可以爆料高官，不能爆料常人。一位经过各种爆料的高官就如经过修道院的洗礼一样。而他们又是最有能力的一批人，不信他们信谁？所以，澳洲高官离职、退休后，官声就是最大的资本。换句话说，澳洲的官场是一所另类的学校，在那里，你学到了各种管理的技能、与媒体互动的方法、躲避和拒绝贪腐的本领等等。毕业以后，只要高兴，很容易大发横财。因此，鼓励财产已经公示的高官，离开岗位后发财，将大大提振士气，打击隐瞒财产的官员。中国古人提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澳洲社会本来就能做到，古希腊人所说的：“谁也不必以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是不择手段以避免贫穷（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当鄙视炫富成为全社会自觉的共识以后，富人只能依靠品位来与穷人拉开档次，人生最高的境界无非让百姓说声“好”。因此，反腐力度越大，公务员的士气就越高。澳洲绝大多数官员退休后，就怀着“痴儿了却公家事”的心情经营历年的积蓄，或者和百姓拿一样的养老金。总理有退休金，比平均工资高出数倍，但是税后差距就没那么大了。外加，高收入者要交医保，而领养老金的人和低收入者就不必交。换言之，澳洲的高税收让全体纳税人使用一本帐，它保证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在此基础上，如果有人愿意活得更有成就感，那别人就为他高兴。贫富差距小，黑社会生存空间就小，世界各地富豪则愿意来此度过晚年。而亚洲国家是一人一本帐，用加大贫富差距的方法拉动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