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决定价格

从2002起，由于中国大量需要铁矿，于是，国际铁矿石价格由不足30美元飙涨到150美元。中国智库想不出个中缘由，而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历史也没有可供参考的材料。于是，他们发明了一个词汇‘定价权’，认为中国必须夺取定价权才能使国家不吃亏。其实，世界上哪有什么定价权？这就是中国人玩计划经济，无事生非，然后，在煞有介事地‘认真研究’。玩文物的常说一句话：乱世买黄金，盛世藏古董。世界上一切商品的价格由谁来决定？‘信心’，说的更确切一些，就是大多数未经洗脑的普通人的信心。我们经常听说，某某股票市场一夜之间蒸发了数千亿。实际上，说的就是这种信心。前不久，我家缝纫机上的压脚丢了，我到各个商店都买不到，这么小小的压脚对我来说就值钱了，可是对于其他人，它可能一文不值。这就是经济的变化规律，需要的东西就值钱。但是，自从1949年以后，中国就一直远离这套游戏规则，希望另辟蹊径。总是用领袖的想法来制定规则。大跃进，领袖认为，国家有了粮食，有了钢，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接下来就是三年的大饥饿。后来认为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一切就有了；可结果什么都没了。改革开放年代的韬光养晦，没有弄明白经济的运行规律，仅仅作为一段时间的隐忍，尺蠖之曲，以求伸也。终于等到了高铁时代，按理说，中国的某些技术已经走到世界的前列，该伸了。奇怪的是，世界上很少有谁购买这种高科技，即使降价，人家也不买。这就使中国人感到非常气愤。为什么我们在提升国力的时候，忍饥挨饿，被人家用五倍的钢铁价格剥削，还要打碎了牙往肚里咽。而我们的科技领先世界后，即使赔本出售，人家也不买，天理何在？

那么，为什么中国永远得不到定价权呢，因为中国的产品，从来不为国民的需要着想。或者说，真正的定价权本该在人民手中，离开了人民，你生产的任何商品都一钱不值。民主国家的任何投资都是人民说了算。人民根据自己的需要购买商品，这就使得他们的收支永远处在一个稳定的水平。即使有经济萧条，经济衰退，到头来，还是人民说了算，还是依靠人民克服困难。由此可知，没有人民的认可，无论你的科技跑在时代的前面或者落在时代的后面，到头来都只能赔钱。民主国家的任何价值，最终要落实在百姓的头上，而专制国家的价值最终为独裁者掌控，这就造成差异。中国每次出台了五年计划以后，其他国家就可以根据这个计划制定渔利的策略，在对外贸易中，五年计划不能修改，那么，能改的就只是为此多赔一些钱。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贱价商品，牺牲了环保打入了世界。因为，这种商品对其他国家，百利无一害，他们能得到高质量的享受却只需低价值的付出，何乐而不为？一旦有了高铁，这些国家还想按廉价商品购买，此时，中国已经赔不起了。但卖不出去的货物和技术，压在手里就是累赘。最后，还是别人说了算，定价权还在别人手里。这说明，凡是加入意识形态的交易，都要伴随着额外的付出。中国对外的每笔交易，都加入了意识形态的成分。因此，总是赔本赚吆喝，费力不讨好，当然，都是百姓来买单。最终是，西方国家轻轻松松赚大钱，中国忙忙碌碌赚小钱。美国的商品也有意识形态的参与，但它是站在选票的基础之上的，就算是吃亏，只要亏得明白，依然是人民受益，愿赌服输吗。

正是民主国家认识到了价格的天平掌握在最普通的百姓手里，因此，他们做出的一切决定，都是严格按照百姓的喜好。也就是说没有经过任何洗脑的，最普通，最基本的人民才是最可靠的裁判。也只有不含任何诱导、广告、宣传，没有精英的影响，完全由百姓自己决定的价格才是最可靠、打不垮、压不烂的价格。反之，由领袖、大救星或者精英们独断专行制定的价格，最不靠谱。资本主义就是发现了封建主义那些商品的华而不实后，才找到生机。王公贵族们为了炫耀或者勾心斗角而发展的昂贵产品，可以被资本主义简单而廉价的产品轻易替代。因此，苏轼说，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