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与信

从商朝灭亡起，人们就对于‘忠’有了探讨。纣王胡作非为，那么制止他的人是忠还是不忠？历史的答案是忠，纣王认为是不忠。中共要求党员尽忠，可是在跌宕起伏的历史中，党永远犯错误，而且由于极权，每次都是大错。那么是反对党的人忠，还是听话的人忠？今天听话的党员，过些年是不是反党的呢？没人知道，只知道，标准变一次，就得考察一次忠心。结果，就是为了这么一个字，整个大陆变得，上级不信任下级、下级不信任上级、父母不信任子女、子女不信任父母、老公不信任老婆、老婆不信任老公。而根本的原因是，这个忠字，包括了对于错，忠诚与对错，这两件事搅和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无解的问题。党要求上级必须比下级正确。可是，上级的想法总在变，下级要想永远跟对方向，那就要事先知道领导将会怎么变。这样一来，那不就成了下级比上级明白了吗？于是，经常看到这样一个死循环，越是无能的领导，就想考验下属的忠心，越着急考验就越考验不出来。其实，在中国，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忠与不忠的问题，而是，忠于的那个组织或个人是不是正确的问题。孟子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是不会错的，他们错了也是对的；不管你是不是党员，首先你是一个人。但中共要求党性高于人性，（君为贵）原因就是，这个党依靠与人民对立起家，对党忠诚，就意味着偷盗，抢劫都是合理的。中共早年抢劫地主的财富，延安种罂粟，内战时逼迫百姓无偿提供并运送辎重，公私合营拿走资本家的财富，文革剥削知青血汗，改革开放后窃取别国科技成果都是忠于党。要求党员的忠心，其实就是投名状，否则党无法存在。在当今世界，这种封建主义的党想要坐大，要求全党忠于一人，真是笑话。什么事都不敢公开，基层党员连党魁的面都没见过，他怎么尽忠，还不是通过间接领导的指示，这不就是党内山头吗？

资本主义根本不去考察任何人的心灵。只认钱，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抢钱、偷钱、窃取知识产权就是犯法，一切以信用衡量。封建社会总说‘一诺千金’，可到时候，你的诺言无法兑现怎么办，以死明志还是像中共那样耍无赖？在资本主义，你有多少钱，许多大的诺，且必须经过法院公证。而只要人民投票支持你，钱不但可以卖商品，买知识，还可以买政权。国家像个大公司，谁能让它富裕，谁来管理。英国君主以及清王朝交出权力的时候，都是与议会达成协议，出卖政权，国家给予王室各种优惠条件，以及年金。资本主义相信，只要有了对国家的经营权，社会总财富就会增加。拨给王室的财富，很快就能够赚回来；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直到宋代的澶渊之盟，中国人才懂得钱可以做到军队做不到的事情。盟约的内容是，宋朝每年为辽国提供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称为‘岁币’。这个政策中，没有武装对抗，也没有谁对谁忠诚的问题，它使得宋、辽两国120年内没有发生战争。后人发现，宋朝每年支出的费用，抵不上一次战争的百分之一。清政府也做过类似事情；将海关交由洋人代管。按照今天的观点，那不是出卖主权吗？但当时洋人管理的海关，不但支持了大清的财政，而且，没有发生贪腐。从此看出，清政府的胆识远在现政府之上。世贸组织是在信用的基础上建立的，但是，中共按照对党的忠心来参与，于是，随着中共经济体量的增加，这个组织逐渐失去了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