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民主

五四运动时期，人们总是讨论‘科学与民主’。但自本世纪始，人们的目光已从‘科学’转移到更加实用的‘创新’上了。可为什么中国却总落在后面呢？说到底，就是四个字‘挑战权威’。无论是科学，还是创新，不挑战权威，就等于零。这里我们做一个对比。毕达哥拉斯是古希腊著名的数学家，但是，当他的弟子，希伯斯挑战他的权威，提出无理数的时候，他想方设法弄死希伯斯。而西方社会的良知还是站在希伯斯的一边。这就是说，只要还能保留记录，社会就能进步。但在中国，出现这种事情，先要定你个欺师灭祖之罪，然后，销毁你的一切痕迹，让后人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西周時期，周公旦派人到全國各地測量，最後，他確定天下九州，豫州為中，而汝南則為豫州之中。后世的中国对这个地中心无限崇拜，有的赋诗，有的编故事，有的修纪念建筑。但就是没人认真问一下，他老人家是怎么测量的？其实，道理很简单，提问的人被消失了。再比如《东周列国志》说秦国“辟地千里，遂成大国。”这个千里，是一个长度单位，怎么表达面积？又比如，某位英雄能够拉开几石的弓。这一石是一百斤，在比较两个人的力量时，怎么会一差就是一百斤？这些疑窦丛生的记录，没有引起任何人的质疑。因为那是书上说的，而作者一定是圣、贤，你敢怀疑圣贤，那就是大罪。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没人注意推论过程，一味盲从圣贤。此外，所有的人在著书立说之前，必须要做到‘自圆其说’。但科学史告诉人们，在任何时代，你都无法做到这一点。比如，奇诺悖论，当时的人根本解释不了这个现象。他们甚至怀疑数学是一种不真实的迷信。因此，科学的态度与自圆其说，常常势不两立。还有很多问题，比如，在没有显微镜的时代，你无法用任何理论推导细菌和病毒在人体中的变化。那么，非要‘自圆其说’唯一的办法就是说假话。圣人和科学家的区别就在于，圣人是不能有错的人。而科学家，可能是，经过严格、认真的推理之后，依然漏洞百出的人。他们不怕被别人推翻，也明白，无论怎样努力，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对人类有那么一点点的贡献。但圣人要的却很多。他们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政治家的话，可信度不高。两党政治中，无论哪方，竞选时，从不承认错误。但是，竞选制度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面，你不承认错误，没有关系。可是封建主义国家就不同了，圣人不敢认错，否则他就会被人从理论上推翻。只有坚持不认错，才能让自己，以及权贵们维持下去，而且，没人能够奈何他。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不但就有圣人治国，还有圣人治学。

文革的时候，打到一切权威，只剩下毛的个人权威。他不懂学术，无法干涉，中国反倒出现了一批人才，陈景润、杨乐、张广厚、袁隆平、屠呦呦等。文革后，很多学术权威复位，中国的学术就一年不如一年。根本的原因是：权威不容挑战。所以，想要成功，只有到海外。海外的学术体制也很保守，但是，海外至少言论自由，公权利不会干涉学术。就这么一点差别，造成了西方国家的研发能力。这也是西方人总认为中国窃取西方知识产权的根据。因为，中国官方无法解释，在一个没有民主，权威不容挑战的国度里，拿什么来创新？

科学需要民主与自由的环境，好比鱼需要水。且即使是天才，也会留下很多未解之谜。可是封建主义却不能容许任何开放性的认识存在。封建的制度，只能产生封建的学术体系。否则就不是‘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谁敢挑战权威，就要从肉体，到灵魂将他消除。但另一方面，为了不落后于世界，中国只能盗窃。砷化镓案就是最好的例证，中国没有研究它的论文、学者和专利，却在2001年突然宣布掌握了它的生产技术。而且其内容和西方的一样？难道中国人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