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的延续

李约瑟Needham在《中国科技史》中提出。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但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出现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我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式的思维，从古至今都是以想象力为主导，不掺杂任何逻辑成分的结果。不能否认，想象力的确非常重要，爱因斯坦说：“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而想像力是无穷的。”但没有逻辑思维来主导，创新的道路就走不长。前面说过，中国人，自战国后就先把人为的对与错，或者正、负能量设定后再进行思考；这是一种洗脑。它使人的头脑无法回到原始的纯真的思维上面。当思考范围扩大以后，就造成无限的混乱。举例来说，哪吒的风火轮就不合逻辑。但它的确出乎任何文艺作品的意料之外。没有轴的轮子怎能载人？踩在轮面，而非轮轴上，那不磨脚吗？但作为传说，它却让所有的人津津乐道。因为，人们急于用传统的是非观验证对错，就顾不上这些了。相反，希腊神话中对于信使的描绘就没有这样大胆。他们更加现实地让他的双脚生出翅膀。

尽管他们的想象力没有中国人丰富，但他们对轮子的思考却囿于逻辑范围之内。因此较容易从几何学的角度发现可以拐弯的四轮车。它为后来的汽车发明提供了帮助。

大胆想象，大胆尝试是中国思维的特点，但它没有逻辑推导的方法。比如，大跃进的时代，用中药炼钢；在小高炉内添加槐角，鸡胃，龟甲等治痔疮的草药，外加治疗消化不良的鸡胃，龟甲。据说在炼钢时有去氧脱硫，调解炭素的功能。无疑，发明者把高炉看作病人，一不能有痔疮，二避免消化不良。从此看出，科学研究，必须从一团混沌之中开始，以自己真实的感受为依据进行推导，不能带有任何先验的成分，否则就成了理性思维的绊脚石。西方文化的想象力可能不如中国人，但他们的分析能力是中国人不具备的。比如屠呦呦的青蒿素。就是因为中医的想象引起的思考，但如果没有西方筛选，根本不会有结果。再比如，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它启发了西方人研制硝酸甘油炸药。建筑学上也有类似的现象，比如，悉尼歌剧院，和雅典体育馆，都是按照严格的立体几何的形状来体现逻辑的美。但是，到了北京的盘古大厦以及中央电视台，就想入非非了。

在古代，大一统的中国，总是用感性的是非观来判断，全凭经验。错了，可以用杀人的方法加以修正。但是，一个小国，本来就没多少人，再不精确地掌握各种自然环境的因素就难以生存。因此，中国的发明都是一眼就能够看到实用价值的东西，那些需要认真思考，不能立即生效的发明，在这种用感性评判的社会里，只能引起一阵嘲笑。这次‘中兴’事件，进一步表明了这个特点。

晋朝人曾经希望冲破这个牢笼。他们渴望冲破儒家的束缚，寻找绝对中性的标准，但没能成功。仅仅在‘世说新语’上留下一些记录。比如：有客人造访刘伶。他赤裸身体，不觉羞耻，却说：我把天当衣裳，房作为裤子，你怎么跑到我的裤子里面来了？在那种找不出思维出路的年代，人们可以把这看作一种对于礼教与等级的蔑视。但当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空前繁荣以后，再去回顾刘伶的表现就会感觉庸俗。历史的发展越来越需要缜密的逻辑思维，那种凭冲动来思考的方式必将滑向恐怖主义。所以，监视器与机器人只能在民主国家使用，不能在集权国家使用。因为，民主国家使用这些器物的背后，依然是人性说了算。如果将它们交给独裁的党性来掌控，别人就都别活了。那些不甘心被奴役的人只能搞恐怖主义。或者说，科技的发展如果不能平等地造福所有的人，那就会出现义和团或者盗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