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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是中国历史上商业发展的高峰。以至于后来人用商人来代表从事贸易的人。商朝人在未得到天下之前就懂得商品交易的重要性。相土是著名的商族首领,《世本·作篇》记载他训练马匹,使用马驾车充当运输工具。《诗经·長發》记载相土的活动区域相当广泛,声誉传播海外,说明这时期商部落的航海技术已经可以通往近岸的海岛。后来商汤得到天下的原因也是在夏桀穷兵黩武,镇压各地反叛势力的同时,他却发展经济。他所居住的亳与葛国为邻,葛是灭夏的必经之地。汤闻葛伯不祭祀神祖,便遣人前去查问究竟,葛伯答复没有可供牺牲的牛羊,汤遂送去牛羊,葛伯却宰了牛羊供自己食用,回复说葛国缺粮,汤再遣去亳邑民众协助耕种,并派童子到田间送饭,葛伯却夺其饭杀其人。于是汤自亳邑出发征伐葛伯。这里的看点是,汤不但相信经济力量比军事力量更加重要,而且也明白,不懂这个道理,靠弄虚作假的人,不堪一击。但是,秦以前,商人收买政治人物的例子很多,说明它会削弱王权。周朝接受商朝的教训,但不肯与百姓分享权力,于是,制定了礼。秦朝接受两者的教训即抑制礼也贬低商。其实,古今中外,只有两种力量,资本和军事。秦始皇一旦弄明白吕不韦的真相后,一定也明白了商人的厉害,为了杜绝后患,当然啊要贬低商人的作用。
汉代在独尊儒术的同时,却没有恢复商业的地位。它的后果就是中国的统治者,因为失去了在和平年代竞争的手段,在不知不觉中衰弱。一切经济活动都由政府大包大揽,长官的意志决定一切,凡事靠耍小聪明。用阎锡的话说:“事每有不误于糊涂而误于精明者,祸每有不闯于胆大而闯于胆小者,罪每有不成于反抗而成于服从者,此皆知浅不知深,知近不知远,知利不知害之所致也。--为政谨防善毒,恶毒人人知攻之,善毒智者亦难补救。” 由于钱的存在,商业的作用无孔不入。贬低商业,轻视商业使得某些朝代竟然不拿它当回事,且甚至不征商业税,这就让封建主义在不知不觉逐渐被淘汰。
这种现象在本次贸易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看似鲁莽的川普则面对媒体,学术界等等各种反抗势力,不管你是善毒还是恶毒,一概视若罔闻。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走。而另一方面,习近平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时,做了很多事情,办沼气,办铁业社、代销点、缝纫社、磨坊等等,在当时是要冒一些不大的风险。从这点上看,他堪称一位精明的干部。但到了历史的重要关口,他却没有胆量从根本上改变以家族势力为基础的中共政权。无法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他仅能疲于应对各种挑战。原因就是没有开创精神。可叹的是,一个不懂创新,没有魄力的人,偏要跑到中科院大会上讲创新。那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吗?更可悲的是,他的听众又恰好是一个失去创新能力,只知道评级和晋升的团体。
西方国家的文艺复兴运动,正是触动了家族势力。因为家族势力用勾心斗角取代了人类的创新精神。网上流传这样一段话,“真正让奇迹变为现实的是人类的探索与冒险精神,即不是要和谁掰腕子的精神,也不是什么民族自豪感。”这里要解释的是,什么是创新?凡是能使全人类向着幸福推进的思想都是创新。并非高科技,更不是军事科学。典型的作品就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对年轻人,挑战世仇追求幸福的斗争就是创新。只有当整个民族都有这种诉求之后,才算是发达国家,才能出现发展中国家根本意想不到的创新能力。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只在封建主义时代适用。因为,封建主义说到底就是用恐吓手段让别人屈服,抑制别人的思想。而资本主义是为了生活的更好为目的地的,打仗不是目的,占领地盘也不是目的。说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只说对了一半,应该是国家初级资本主义。因为它依然保留着太多的封建家族色彩。
中国的封建势力有着完善的理论基础。孔子主张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就是其代表。常言道:一心不可二用,可中共就是要人们一边搞发明创造,另一边听命家族势力的安排。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好像他们是比任何人都聪明的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