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创新

上周查阅回帖，发现有网友提出，民主制度与科技创新无关。原因是很多民主国家，在科技上都很落后。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这里要强调一下，民主加上宪政才是科技进步的保障。在《分粥问题》中，我们谈到，人类的进步，实际上就是一个直接用规则取代道德的过程。古代哲学一直相信道德，用孟子的话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这是古人在没有宪法，不相信规则条件下的无奈之举。当时信息不发达，凡事靠良心。其实，这种道德也并非出自良心，而是与权力结合，有权，全有；没权，全无，成王败寇。现代社会之所以高速发展，是由于用宪法，而非良心管控。宪法起到两个作用，第一就是接受‘大任’的人，依然需要劳其心志，苦其筋骨。第二，得到‘大任’以后，不能超越宪法。宪政，限制了个人的作用，增强了集体的权利。因为随着人类的认识不断丰富，个人的力量也不断的增加。如果像过去那样，一切都以某个人的良心作为标准，一旦此人的良心有什么偏差，超强的力量比以往更容易使整个系统毁灭。此外，现代社会对于‘良心’有了不同的诠释。比如，孔子认为，‘父子相隐’就是良心，而现代人认为这是封建、种族主义。因此，必须用‘博爱’取代‘孝道’，用‘平等’取代‘父子相隐’。随着人类平均年龄的增长，它的意义越来越明显。比如，父母已经过百岁，子女年龄近八十，且身患疾病，那么如何尽孝？只有社保体系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以上讨论说明，在当今世界，如果哪项工作没有做好（比如国足）那一定是规则上面出了问题。

现在，回到主题，如今，两院院士的待遇达到了副部级以上，可为何成果却乏善可陈？爱因斯坦说过的一句话：“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 文革曾经对中国社会造成巨大的伤害，但是，在飓风中心，却有一段比当下更加安宁的地带。于是出现了陈景润、杨乐、张广厚、袁隆平、屠呦呦等一大批学者。当时虽然很多知识分子受到了迫害，但是，在学术机关中，上述这些人算是年轻人，也就是革命依靠的对象。如果你是‘逍遥派’，那么，你就有大把的业余时间。恬静的生活能够酝酿出各种想法。这就好像，牛顿在伦敦大瘟疫期间，不得不辍学躲到乡下，而正是这段安逸的生活使他发现了一生中绝大部分成果。简而言之，在特定的条件下，压力能转化成动力，而悠闲使人思考；类似于，世界上很多重要著作都是在监狱中完成的。最重要的是，那时无需领导审批。他们的项目恰巧对实验室的要求都不高。反观今日的中国，把科学家捧上了天，这一捧便占用了他们太多的时间去应酬，意志薄弱的，很可能就此沉沦。此外，对科技成果的宣传意义超过了现实意义。权利的干涉，使它被牢牢的掌控在高表现、低效率的官僚体系手里。中式审批意味着，你要让各级领导都‘放心’项目的内容。可难就难在，凡是重大的新思想，都是领导不知道的东西。而领导已知的东西，一定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作为领导，他一怕你成功了，抢了他的风头，二怕你的项目是个大忽悠，连累他。他总感觉，下面人凡是想搞革新的，多半是觊觎自己的权力。面对乌纱帽与未知的创新，一位领导会怎么选择？最保险做法就是到别处去偷。因为，第一，偷来了，就等于立下 ‘投名状’，你有短在我手里，不会抢我的风头。第二，偷来的东西，由你自己负责。所以，偷是集权主义相互牵制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