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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说,“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这话道出了封建主义的精髓。《左传》上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是祭祀,目的是宣传合法性;戎就是军队。古代解决冲突的唯一方法,就是刀兵,而现代资本主义已经过度到用钱来摆平冲突了。古希腊人曾经雇佣马其顿人来保卫首都。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人们发现雇佣兵比十字军更能打。常规军的召集过程缓慢,服役期间不见得正好有战争,训练也很困难。雇佣军却可以随时应战,而且作战经验丰富。清末的湘军就是为钱而战的队伍,反而比正规军能打,类似承包制。这也说明,枪杆子加笔杆子不如钱袋子,战争是交易。因此,当今很多国家,财长的地位远高于国防部长,(比如澳大利亚)。从另一个方面看,古代需要用‘祀’(宣传)来鼓动士气,也因为那时没有创造财富的能力或渠道。这也可以看作是人类解决冲突的方式,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必然。军队取胜的目的是为了财富,古代的军队是依靠勇气和运气取胜,而现代军队依靠的是理智与科技。另一个区别是:古人以为占领土地就等于获得财富,信息封闭的中共辖区依然停留在种认识上,因此总想宣扬武力。而在海外居住过的人都能体会到,真正的财富在于创新而非土地。邓小平对此有所了解,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从此也能看出,多年来,中国人意念中的左派,实际上是封建主义,而右派则类似资本主义。也可以说,经过一百多年的折腾,中共政权依然深陷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经历过的封、资斗争之中;尽管它的封建主义穿了一件马甲。
二十世纪初,共运在穷国兴起,因为这些国家不懂创新,没钱供养军队。一群找到了造反‘依据’的土匪,用宣传或者谎言唤起人们改善生活的愿望。一旦世界恢复了秩序,他们的‘祀’ 就比不过资本主义的‘钱’了。资本主义不需要宣传,选票就是合法性,有了钱,什么事都解决了。中共仿此提出了绩效政治(猫论)。与此对应的是坚持文宣的毛左,他们想在当今世界恢复封建主义。
中国古代的学者也曾经苦苦寻找普世价值。但都因对于宇宙的认识不足而失败。庄子,在《胠箧》中说:什么是正义?各种政权有哪一个是从正义中产生的?每次政权更迭,不都像是强盗打劫一样吗?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就是出自这篇文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找不到解决的方法,能想到,只能是解散国家,回归原始。孟子在评判正义时说:“百姓最重要,国家次之,国君最不重要。所以,得到民心的做天子,得到天子应允的做国君。国君危害到土神谷神,就改立国君。” 这个解释已经把经济作为衡量国君的指标,并且有了民选天子的思想,但是他没看到创新能提升国力,也不懂全民创新需要平等与自由。因此,最终没能得到具体的实施。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其实就在这里。西方国家采用了民选的方法,以经济作为唯一的治国指标,使得科学技术得到长足的发展。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初期,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是28.7%,排名第一。而英国当时的GDP只占2.9%;还不到中国的九分之一。就是因为文化的进步,最后把中国打成了东亚病夫。中国目前的GDP是世界第二,就算重返第一,难道就有能力和发达国家叫板了吗?仔细观察,文明是怎么进步的?文明的进步,实际上就是思想的转变:整个民族认识到了,“枪杆子、笔杆子”,(祀与戎)不过就是:谎言加暴力维持的独裁。现代文明的出现,来自不断的创新。创新来自各个方面,包括政治、文艺、文化、金融和科学。从群体上讲,创新是从过去的精英阶层,逐渐蔓延到普罗大众。随着更多的普通人加入到创新,不仅财富增加了,还使全民获得主人感。民主国家的爱国主义就是来自这里。为了认清它的作用,西方在数千年中曾经付出过惨重的代价,比如苏格拉底之死,以及法国大革命时多数人的暴政等,最终认识到民主必须与宪政结合在一起。在东方,经过了七十年的摸索,中共为了坚持‘枪杆子、笔杆子’(祀与戎),重拾清末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过,当今的‘用’已经不是免费的了,因此只能采用不文明的窃取知识产权(弯道超车)以抗衡西方文明。这种做法就好像唐吉珂德与风车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