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民主

《淮南子·齐俗训》这样写道：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

这段对话将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基本分清。用人人平等的观点看问题，封建主义政权是依靠宣传巩固的。本来没有合法性，那么，维持这个体系的方法只能是任人唯亲；也就是中共的‘血统论’；权利一圈圈的扩散出去。历代王朝更替便是从此开始。一群人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号召人民反抗暴政，夺取政权后，任人唯亲的政策使他们开始腐化，变成暴政。接着，另一群人再次‘替天行道’周而复始。中共就是这样起家的，而如今已经到了腐败与暴政的阶段。墙内人士体会不到这一点，是因为中共玩文字游戏扰乱了人们的视线。举例来讲，如今发明的‘维稳’这个词，其实就是‘反动’，用今天的话翻译毛语录应该是，“一切维稳派都是纸老虎。”而‘维稳经费’翻译成毛时代的语言就是‘反动经费’。

太公所说的“举贤而尚功。”虽有资本主义色彩，但它是在王权底下的政策。功劳再大也是臣子，依然属于封建主义，类似邓小平想要推行的政策。中国从古至今只有民国初期出现过民主。但西方国家，从古希腊的雅典时代就尝试过这种制度。在早期，它经常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因此，很多人并不看好它。更有一些人干脆用‘替天行道’的口号变成了僭主tyrant。民主社会把这种人看作‘暴君’但是中国古代把他们说成是 ‘圣人’尊称‘圣上’。

西方封建时代的结束，是一方面，人民尝到了封建苦果后，想起了古代民主社会。另一方面，创新财富使工商业者话语权，而话语权助长了创新。从此看出，创新是一种人权，没人权就别创新。此外，当年欧洲多国竞争，倒逼封建统治者必须依靠创新才能生存；如果是在中国，没有国外势力干涉，一手遮天的统治者宁可不要创新财富，也要将异议人士赶尽杀绝。所以，极权是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没有外部干涉，任何国家都不会重视创新。没有人权，就不会有真正的创新。

现代的民主国家，基本上是平等与自由两派的动态平衡。自由派是工商业主的支持者，当年，是他们的创新财富，迫使封建统治者交出权力。平等派为弱势群体说话，反封建时，他们也出过力。这派人的主体，可能是贫民，也可能是财富缩水的贵族、学者。他们虽然没有创新财富，但是，他们带领百姓向工商业主要钱（税），以保证社会稳定。因为如果没有福利，社会动荡，工商业主也无法创新。民主社会的宪法是两派生存的保障。而封建社会按照亲、疏关系划分等级，没有真正的市场竞争，更不会有什么创新财富。

民选的领袖，不必维稳或反动；人民不喜欢他，自然下台。封建体制下，人民对领袖不满，只能造反，所以必须维稳或反动。民选的领袖，可以人民的名义拒绝任人唯亲。 但封建制度的统治基础就是任人唯亲，无法拒绝。民主国家反腐靠人民的监督，耗资少，成果显著。封建国家反腐是靠领袖的想象，耗资大，却无成效。民主国家不断选择新领袖，改正错误。封建国家，定于一尊，即使错了也不能改。

中共喉舌总说民主国家如同散沙，容易让人各个击破。那其实是民主制度早期发生过的事情。古代雅典人由于体制松散，被斯巴达人打败。但此后的罗马共和国接受了这个教训，他们遇到外患时，就选举出一位独裁官Dictator。现代民主更加完善，看似松散，人心却很团结。许多欧洲国家面积不如中国的一个省。可近代史上，散沙似的小国总能欺负集权办大事的天朝，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民主国家在和平年代，鼓励创新，提升国力。遇到外患，万众一心，类似民国时的抗日战争；其关键在于国家是人民的。封建体制，国家属于‘一尊’，不是人民的。和平年代，人民饱受盘剥，早已离心离德，战争正是推翻暴政的良机。试想，一旦台海发生战争，‘一尊’能指望那些把家属送到美国的贪官，外加没有退休保障的士兵为他拼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