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办大事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中美博弈的终极时间表》署名，花猫哥哥。它的大意是： “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在一个点上突破。从改开到现在不过40年，中国从无到有，几乎从发达国家手里拿下所有的产业。我们是一套组合拳去竞争；包括税收、金融、产业政策、财政补贴、教育资源配置。超越西方国家的企业只是时间问题。”

整篇文章其实就说了一句话，“集权办大事”。这是近年来，中共最爱听的一个马屁；好比当年江青听到武则天。实际上是为了中共大搞封建独裁鸣锣开道。但它证明了中共当年建立自由民主社会的‘初心’是个天大的谎言。

这类吹鼓手有一个共同点特点，那就是，一定要别人把科技与人文分开，绝对不能让两者集中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可是二者怎么分得开呢？西方国家的理工科博士叫PHD，因为，到了这个层级的学者已经不是简单思考技术问题，而是通盘思考整个宇宙。如果强制用文、理、工、医来划分，那么各科博士生永远只是技术员。也正是这个思路，使得中国的大学，不断技校化。阅读一下《爱因斯坦文集》就会发现，他在人文方面思考的时间，远远胜过他在物理上的思考。比起电脑来，人脑的强项就是将人文与科技进行统一的处理。中共集权，只能对人文科学指手划脚，因为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随便篡改。但对理工科、医科以及金融就没辙，你敢胡来，它就要你的好瞧。因此，所谓集权，就只能在宣传口集权，而最拿手的好戏就是堵别人的嘴。

堵住文化学者的嘴，大搞硬科学，即所谓的“集中力量在一个点上突破”。这是一种营养不良的思维方式，就是它，使中共办了很多惊天大坏事。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文革，整了一亿人，整死两千万。知青运动，花了三百个亿买了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计划生育，让中国断子绝孙。从这些历史看，每一件中共所做的‘大事’，不但对经济造成重大破坏，而且，一次一次地突破人类的道德底线。结果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社会乱象。原因就是堵住了百姓的嘴，失去人民的监督，刚愎自用，一意孤行。

集权办大事发展下去，就是将权利集中到一个人的手里。中国人用了两千年的时间证明了，用一个人的知识来决定一切，是一个失败的国策。它逼迫独裁者必须知道一切，而且事必亲躬，封建主义统治发展到清朝已经登峰造极。皇子们接受历史上最严格的训练。六岁开始上学，每天学习十个小时，一年只有五天假期。而像雍正这样的皇帝，一天的批文有八千字之多。结果还是败给了西方的蕞尔小国。试想，接受全天候教育的皇子，学到了成年，接管一个没有工业的落后国家尚且如此，那么，一个只读过六年小学的混混，掌控一个后现代化的国家会怎样？

事实上，任何国家都懂得集权可以办大事的道理。民主国家的集权，是建立在宪法基础之上，由多年经验形成的各种法律来完成；也就是说，需要的时候集权，不需要的时候放权。倒是中共从来没弄明白什么是民主，自然也没弄明白什么是集权。它以为用枪杆子逼迫别人做事就是集权。其实，得不到人民的真心拥护，就得不到真正的权利。顶多得到一群没有思想的螺丝钉，机器人。谁都知道一鼓作气的典故；它的关键在于，再而衰，三而竭。中共经过近七十年的运动治国，不知道鼓了多少次气。如今的百姓，只对反共感兴趣，怎么集权？如果集权就能解决问题，那么，明朝皇帝，下道圣旨就能制止贪腐，何必对贪官污吏，剥皮楦草，城门示众？中共也是一样，要真能“集中力量在一个点上突破”那么，发一个红头文件，‘禁止贪腐’，贪官早就该消失了。这就说明，中共该集权的时候，集不了。不该集权的时候，用集权的口号祸害百姓倒是很在行。总结中共的历史；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它是集权造大孽。九十年代到如今是集权贪大钱。尤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贪官数量惊人。以至于，人均GDP在世界排名第70，但贪官的数量，贪污的金额双双创下世界纪录。根本的原因就是权力越是集中，贪官越容易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