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办大事

作者:苏诚忠  于 2018-10-20 17:12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文史杂谈|已有5评论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中美博弈的终极时间表》署名,花猫哥哥。它的大意是: “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在一个点上突破。从改开到现在不过40年,中国从无到有,几乎从发达国家手里拿下所有的产业。我们是一套组合拳去竞争;包括税收、金融、产业政策、财政补贴、教育资源配置。超越西方国家的企业只是时间问题。”

整篇文章其实就说了一句话,集权办大事。这是近年来,中共最爱听的一个马屁;好比当年江青听到武则天。实际上是为了中共大搞封建独裁鸣锣开道。但它证明了中共当年建立自由民主社会的初心是个天大的谎言。

这类吹鼓手有一个共同点特点,那就是,一定要别人把科技与人文分开,绝对不能让两者集中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可是二者怎么分得开呢?西方国家的理工科博士叫PHD,因为,到了这个层级的学者已经不是简单思考技术问题,而是通盘思考整个宇宙。如果强制用文、理、工、医来划分,那么各科博士生永远只是技术员。也正是这个思路,使得中国的大学,不断技校化。阅读一下《爱因斯坦文集》就会发现,他在人文方面思考的时间,远远胜过他在物理上的思考。比起电脑来,人脑的强项就是将人文与科技进行统一的处理。中共集权,只能对人文科学指手划脚,因为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随便篡改。但对理工科、医科以及金融就没辙,你敢胡来,它就要你的好瞧。因此,所谓集权,就只能在宣传口集权,而最拿手的好戏就是堵别人的嘴。

堵住文化学者的嘴,大搞硬科学,即所谓的集中力量在一个点上突破。这是一种营养不良的思维方式,就是它,使中共办了很多惊天大坏事。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文革,整了一亿人,整死两千万。知青运动,花了三百个亿买了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计划生育,让中国断子绝孙。从这些历史看,每一件中共所做的大事,不但对经济造成重大破坏,而且,一次一次地突破人类的道德底线。结果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社会乱象。原因就是堵住了百姓的嘴,失去人民的监督,刚愎自用,一意孤行。

集权办大事发展下去,就是将权利集中到一个人的手里。中国人用了两千年的时间证明了,用一个人的知识来决定一切,是一个失败的国策。它逼迫独裁者必须知道一切,而且事必亲躬,封建主义统治发展到清朝已经登峰造极。皇子们接受历史上最严格的训练。六岁开始上学,每天学习十个小时,一年只有五天假期。而像雍正这样的皇帝,一天的批文有八千字之多。结果还是败给了西方的蕞尔小国。试想,接受全天候教育的皇子,学到了成年,接管一个没有工业的落后国家尚且如此,那么,一个只读过六年小学的混混,掌控一个后现代化的国家会怎样?

事实上,任何国家都懂得集权可以办大事的道理。民主国家的集权,是建立在宪法基础之上,由多年经验形成的各种法律来完成;也就是说,需要的时候集权,不需要的时候放权。倒是中共从来没弄明白什么是民主,自然也没弄明白什么是集权。它以为用枪杆子逼迫别人做事就是集权。其实,得不到人民的真心拥护,就得不到真正的权利。顶多得到一群没有思想的螺丝钉,机器人。谁都知道一鼓作气的典故;它的关键在于,再而衰,三而竭。中共经过近七十年的运动治国,不知道鼓了多少次气。如今的百姓,只对反共感兴趣,怎么集权?如果集权就能解决问题,那么,明朝皇帝,下道圣旨就能制止贪腐,何必对贪官污吏,剥皮楦草,城门示众?中共也是一样,要真能集中力量在一个点上突破那么,发一个红头文件,‘禁止贪腐’,贪官早就该消失了。这就说明,中共该集权的时候,集不了。不该集权的时候,用集权的口号祸害百姓倒是很在行。总结中共的历史;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它是集权造大孽。九十年代到如今是集权贪大钱。尤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贪官数量惊人。以至于,人均GDP在世界排名第70,但贪官的数量,贪污的金额双双创下世界纪录。根本的原因就是权力越是集中,贪官越容易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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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5 个评论)

17 回复 一剑飘尘 2018-10-20 17:26
好文章
14 回复 也也的批判 2018-10-21 02:09
所谓共产党一直鼓吹的“集权办大事”只不过是共产党在为“独裁”辩护找说辞的千千万万种的其中一种罢了。实际上共产党独裁政体本身就是个千疮百孔,自相矛盾,内外失据的混账加流氓体系。更深的不去讨论,就说共产党高歌“独裁”正义这事的逻辑谬论,你既然认同独裁,独裁这么伟大,光荣,政权,那你干嘛用无数人的人头去推翻“独裁”???这有多么荒唐?既然独裁正义,那么你共产党以“民主”旗号推翻“独裁”不就是非正义吗?
12 回复 Brigade 2018-10-21 04:50
集权办大事:反复镇压人民,大跃进,文革,计划生育等等也是。
6 回复 Kalco 2018-10-21 05:19
中国政体的特色是,全套法律之上还有一个全能的执政党。换句话说,在全套法律之上还有一个叫做“领导的指示”或者书面化以后,被叫做“政策”的东西。中国的“各级领导的指示”或“各级政策”的权力是高于法律层面的,并且具有“随时”、“随意”、“可变”、“无需负责”等特点。中国至今采用的这种包含大量利益交换的“各级领导指示”以及“政策”可以随时替代法律的运行方法,在管理的地区乃至国家“改革开放”方面,例如在快速调节经济发展、迅速纠正实际运行中的偏差和错误、乃至直接对抗利益集团或大公司的垄断,等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带来不少好处,但“党大于法”与生俱来副作用也显而易见,例如要求那些 “做指示” 甚至拍板的领导是一个“什么都懂”的各方面全才,等等。 就是说,许多 “鱼与熊掌”的好处是不可能兼得的。
10 回复 绿野仙踪 2018-10-21 23:09
当今圣上是个集权的二愣子,把四十年积累的家底儿消耗得差不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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