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与罚

赏罚分明是一个团体能够强盛的关键。中国古代的法家，其实就是把这种方法推广到极限而得到的一切后果。古罗马帝国也有类似的举措；比如，在军队打了败仗以后，为了表示惩罚，就由长官，从每十个士兵中，任意指出一名，杀掉。这就是所谓的军国主义。这些人的想法就是怎样驱赶一群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

随着人类思想的成熟，一些人开始对于这种残酷的执法产生了怀疑。苏轼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提出：“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无论赏还是罚，都不能真正触碰灵魂，都是无奈之举。这就是中国人对于犯罪动机唯一的一点认识。也是中国人愚昧、原始和落后的根本原因。使用什么手段奖励和惩罚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几千年来，中国反反复复在这个最容易解决的问题上大作文章，避重就轻。这就是国人的擅长，永远在做表面功夫。真正困难的是，如何做到公平，公正；这才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但是，直到今天，任正非依然坚信，“只要钱给到位，不是人才也变成人才。”可事实并非如此。国足队员的年薪，在世界排名第18位，教练的年薪世界第二，而国足的成绩却连世界的第70位都排不上。那么，为什么任老板这样说呢？因为，华为的钱，有很大一部分依靠国家拨款，就是这个原因才使华为不能上市集资。上市集资后，不但财政需要透明，而产权也可能被外人操控。不上市的公司在西方，原本是百分之百的私人拥有，但到了中共手里，就成了百分之百的党产；成了压榨其他公司，压榨人民的工具。但是，无论如何拼命，人也不可能够变成神。赵襄子学御的故事就是现代社会中，竞争的缩影。现代社会中的竞争是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在所有的人都安心的条件下，从容不迫地发展文化和科技。从而走出一条全人类都适用的道路。中共从建政时日起，就‘快马加鞭，未下鞍。’到了今天，依然是‘科技落在人后边。’那么这种毫无成效的努力是什么原因呢？民主国家得以免除死刑，原因就是公平，他们从不用皮鞭打马，每天都下鞍睡觉，结果经济稳步增长。后果是人人生活有保障，谁也不愿意在监狱呆着。可是到了中共治下，贫困地区的人，连饭都吃不上。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惧之。只好保留死刑。因此，不要看GDP在世界排名第几，只要看一看这个国家有没有死刑，就知道人民生活的状况了。

千百年来，中国人脑子里充斥着各种通俗的文艺作品中，不断地描绘如何利用计谋和武功破案。比如《三侠五义》《施公案》《济公传》等。但没有一本书告诉你，破案为了什么？这个问题不弄清楚，社会是不会稳定的。西方国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尽管中国很少报道墙内的治安情况，反而大量报道海外的犯罪情况。但只要认清两种社会的治理动机，就不难理解两种社会的大致治安状况。

中国文化中，破案就是震慑罪犯。但是，西方文化中，破案带有稳定社会的动机。比如，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描写一位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为了熬过寒冷的冬天，决定犯点小罪，在监狱中住上三个月。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也描绘了犯罪人心中的良知，甚至比普通人更加高尚。犯罪与否，并不完全由个人负责。社会条件的改变会带动犯罪率的改变。

在古人眼中，公平就是一股气，存在于寻常百姓的心中却充塞了天地之间（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说，缺少了它，权贵就不贵，富豪就不富，一切才能都失去了意义。民主国家经过多年的总结，得到这样的结论：百姓说是对的，纵然错也是对，百姓说是错的，即使对也是错的。相反，独裁者所说的话，即使是表面正确，也是错的；因为没有人民的认可，也就等于没有历史的认可。倒行逆施的中共想要以超限战的手段掌控世界。即使成功，又会怎样呢？人民得不到幸福，反而会不幸。这就是美国死咬华为不放的原因。对于已经拥有一定财富的国家蠹虫来说，这就是不公平敛财的成本。宗教讨论的是死后报应，而法律的作用是现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