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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总喜欢说,自己是科学共产主义。遗憾的是,在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中,没有一个共产国家出现过伟大的科学家。更无法解释的是,在研究大科学家的生平时,发现,他们的晚年都相信了神。包括达尔文、牛顿、伽利略、笛卡尔、等等。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我想,宗教与科学对立的现象,来自一种误导。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神,而在于对于神的解释权。科学不能证明神不存在,宗教也无法证明神的存在。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辩论。但是,有些人自称是神的代言人,说的是神话,这就成为了问题。
仔细了解一下历史就会发现,科学其实来自对于神的解释。比如,被称作科学之父的古希腊人泰勒斯,就是一个有神论者。他试图用数学方法计算日蚀。并把一年定为365天。或者说,科学认为,宗教的许多教长歪曲了神的旨意,因此,需要使用更为可信的语言或者方法来从新诠释神意。
在科学的眼中,应该像是荀子的说法,“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科学家的任务就是寻找更加真实表达,并用人类通用的语言告诉世人。并不是根据某个个人的表现或言论来解释一切。在古代,很多宗教将一些不为常人知道的科学现象作为自己与神交往的证据。比如,公元前3世纪希腊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之父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 ofCyrene.在Platonicus中记录了希腊提洛斯岛Delos,发生了一次瘟疫,当居民向阿波罗祈祷时,神谕说:“他们需要把正方体的祭坛体积增加一倍,瘟疫才能停止”。现在我们知道,正方体体积翻倍其边长需要变为原长的(2开3次方)倍,但是,当时人们还不会开立方,该问题被限定在尺规作图法内完成;这就是世界著名的十大难题之一,以尺规的方法求倍立方的边长。提洛斯岛的居民只好去请教当时最著名的学者柏拉图。柏拉图也一筹莫展,只好说:神并不是让大家真做一个两倍体积的祭坛,而是因为希腊人过于忽视数学和几何的作用,以此来警示大家。
再有一个例子,就是关于宝塔的问题。我们看到东南亚国家到处耸立着宝塔。它的由来实际上就是一道数学题。据说佛祖在开天辟地时,设下三根立柱,在其中的一根上有64个大小不同的铜碟,佛祖说,当这64个铜碟被移到另一个立柱上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日;条件是,任何时候,必须小的铜碟放到大的铜碟之上。一般人会认为,按照佛的说法,世界岂不是很短?但是,经过计算,人们会发现,如果每秒钟移动一个铜碟的话,要经过六百亿年才能完成。(地球的历史也就四十多亿年。我这里放了一个四片的动漫作为演示。)这种强烈的反差使人们产生一种神秘的感觉。于是,就对传教人,以及神感到敬畏。
古代人分不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一旦发现有人说出自然科学的奇怪现象,就以为,他是神的代表。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人们不遗余力地寻找自然界的真像。这个动力推动古希腊的科学理论不断的发展。后来出现的阿基米德定律(浮力定律),奇诺悖论,毕达哥拉斯定律,以及无理数的发现,都带有神的色彩。当时人对于各种自然规律的解释经常决定了你是人还是神。所以,毕达哥拉斯才让自己的弟子追杀,发现了无理数的希伯索斯Hippasus。其目的就是争夺对于神的解释权。毕达哥拉斯的贡献是发现了勾股定理。因此,在西方,勾股定理被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为了能够掌控更多的话语权,毕达哥拉斯提出,‘万物皆数’的概念,比如,用2来代表‘意见’,用5代表‘婚姻’,用10代表‘完美’等等。今天看上去虽然有些可笑。但就是因为这种试图用数字表达世界的的动机,使得他们想到了寻求一种线段最美比例的数值;这就是我们今天到处应用的黄金切割。今天的电脑,其实也是一种计算工具来表达世界的方法,只不过它的速度很快,我们没有感觉到而已。
由于现代科学与宗教争论点并不是有没有神的问题,而是由谁来解释神意。所以,很多宗教人士说,科学是一种另类的宗教。不错,科学反对的就是由少数人把持对神的解释权。不但如此,科学要求任何人对任何学说,宗教享有自己的解释权利。因此,科学与民主是同时存在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科学。反过来,宗教如果被某个集团把持,就一定形成极权的统治。经过人类千年的努力,如今,人们已经懂得,宪法是科学得以贯彻的根本保障,宪法就是为了这目的而诞生的。而集权主义者,用枪恐吓人民接受洗脑,这就走向反面了。
宗教的危害在于教主本人不敢与百姓讲平等。这就是民主国家常说的胆小鬼coward。因为一旦平等,他们就会原形毕露。人们就会明白,他不是什么神圣。美国有一部《绿野仙踪》其中描写的,最伟大的魔法师,其实就是一个胆小如鼠的骗子。人们之所以认为他威力无穷,是因为他从来不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信息不透明,就造成一种神秘感,神秘感被人放大后,就有了‘威力’凡是现代的集权国家,都深谙此道,因此,它的一切信息都不能公开。
弄清了宗教的本质,人们会联想到学校,如果没有民主,它就会变成一种由老师说了算的地方。民主国家的大学,是依靠出现过大思想家的数量来衡量的。因此,从教授到校长都必须为新的思想开绿灯。否则,就不会有人为你的大学投资,没有学生愿意来你的学校。但是,一旦政治势力介入后,只要花钱或给你好处就能买你的学位,整个游戏规则就被破坏了。绝对的话语权腐蚀了教授,教授再去维护这种绝对的话语权。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叫兽说了算的地方。
往往一个宗教失去解释权就等于丧失了政权。因此,宗教最怕的就是有人证明了自己的错误。比如,哥白尼时代,天主教必须维护‘地心说’的权威。因为这是教长曾经说过的,挑战了它,就等于否定了教长。达尔文时代,宗教必须维护‘上帝造物’的解释权。张志新、林昭,遇罗克时代,中共必须坚持对‘马列’的解释权。这就是各种专横的宗教必须捣毁其他宗教的一切痕迹的原因。只有让教众学会了自己欺骗自己,他们才能保证自己手中的解释权。一旦人民有了自我意识,他们的解释权就会破产。换句话说,一旦人类学会了运用自我的独立意识,任何宗教都会破产,只有科学的表达才能永存。由此看出,人性是认识宇宙的唯一标准。用人性不断认清世界的本质才是获得真知的根本,话语权并不总是在某些人手中。没有永久的上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某些宗教的最大问题在于,一日为师,永世为师,这就阻碍了后人继续探索世界的道路。因此,凡是教义的解释权被一小撮人垄断的国家,只能是科技落后的国家。
两千年前,地球上几乎同时出现了几位宗教的鼻祖。由于时代在变,他们当时的许多想法被后来的宗教人士不断的解释,已经与原来的宗教有了很大的偏差。正是这些后来的解释人,都利用自己手中的解释权,干着自私自利,或者自己喜爱的事情。这才形成千差万别的教派。从此能够看出,自私自利是所有人都共性,也是人性。而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几乎各种宗教都企图战胜人类的自私,结果是,那些口号喊的最为响亮的人,往往是暗地里最为自私的人。因此,现代社会科学是以人性的自私角度来评判。可以说人只有两种,一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另一种是愚蠢的利己主义者。从一个小康社会转变为大同社会,实际上是根据照马斯洛人类需求的五个层面来提高自己。有了这种提高自己的愿望之后,才会认清,科学的本质,就是帮助人们从低层次走向高层次。每个层次的提高,都是自私的,自发的,并非一种‘禁欲’‘克制’的结果。科学告诉大家,如果每个人在很多对自己没有多大伤害的小事上,稍微注意一点,就能得到别人的好感,就能逐渐使社会变得更好。不断向好的发展,就能达到大同社会。这套规则,就是宪法,因此,宪法即是民主国家的法律依据,也是道德规范。它的出发点,还是来自人性。比如,德国有习惯,出门时,前面的人一定帮后面的人扶门。有人说德国民众天生素质高,其实不然。真正的原因是政府制定了一套规则:关门时不小心把人撞了,你得无条件赔偿,还得帮人医治。但是,遇到一位中国的县太爷,他就是违反这种规则,你能耐我何?结果,为了这么一个人,全县人都以违反规则而得意。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宗教如何宣讲也无济于事。白岩松最近有一段视频,其中说道:人性千百年来没有太大变化,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只不过各种制度改变了人的行为。这说明,国人已经逐渐弄明白人性的力量。如果什么时候能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把人性作为一切活动的坐标原点以及方向的话,中国社会赶超美国是不存悬念的。什么是以人性为原点?就是承认自我与私欲是人人都有的共性,如何将所有人都这个共性开发出来,并且不会伤害到别人。比如,钱应该尽量掌握在最需要的人手里,就是大同社会,最重要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