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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齐俗训》说，周公旦与太公望讨论治国之道的时候，鲁国的周公认为‘尊尊，亲亲。’齐国的太公说，‘这样的话，国家将贫弱。’周公问，‘你怎么治国？’太公说，‘举贤而上功’。周公说，‘将来一定会有人弑君’。俩人的话，后来都在各自的领地中应验了。太公的政策就类似今天的右派，商品经济，按功刑赏。周公的政策类似左派，计划经济，按照等级分配。俩人所不知道的是，如果人民是主人的话，那么就不会‘弑君’，如果宪法有权威，那么，人民不会看着国家积贫积弱。目前，中共的问题在于，想要同时得到两派人的优点，最后，得到的是两派人的缺点。和毛时代一样，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原因就是没有民主和宪法。
周朝以后，周公旦代表的思想被统治者不断吹捧，致使他一家独大。因此，可以说，极左思潮就是两千年封建统治的延续。在皇帝统治下的‘尊尊，亲亲。’计划经济，按等级分配，压制商业。当这种想法深入人心后，朝代轮替就不可避免。小说《水浒》中，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深受欢迎。大块分金，大块吃肉；但是这些物质是从哪里来的？抢来的。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目前的中共。政治局就好象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位置一定，法律靠边站，任人唯亲。唯一的变化就是，抢的已经不是大块肉，而是盗窃知识产权。需要反腐的时候，发现不能‘尊尊，亲亲’了。因为，权利是建立在这些亲情之上，如果制裁他们，自己的权利基础也就不存在了。这就是权利与人情混淆不清的结果。也是为什么，历代反贪的力度都比今天大，但从未阻止王朝的覆灭。
相反，在民主国家里就没有这个问题，宪法制约了各种权利的运行。任何人贪腐，司法部门就直接铲除了，因为那是一个独立于党的机构。从这个角度讲，宪法实际上是为了领导人减少了许多麻烦。从官员的角度来讲，一旦出错，受到的惩罚也更加人道；封建时代的 ‘尊尊，亲亲。’，在反贪时，一定要斩草除根。因为没有宪法，人们看问题的立场是非友即敌。整个家族都是连在一起的。动了一个人就等于动了全家。日后，只要留下一个活口，舆论迫使他穷一生之力报复，结果是冤冤相报何时了？为了这个原因，就要诛灭九族。这就是为什么从毛时代起，出身一直那么重要的原因。这种世仇，与社会需要的正义完全是两回事。但是，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统治者不得不编造各种谎言来说明这种杀戮的‘正义性’。结果，这种政体只能依靠欺骗过活。时间一长，人们就忘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举例来说：
有一位李毅先生，发表过一篇：《北平方式 统一台湾 一国两制 台湾方案》其中在对比台独势力支持度时，给出这样的数据：
1.大陆不打、美国会救，台独支持率约是80%。
2.大陆不打，美国不救，台独支持率约是60%。
3.大陆要打、美国会救，台独支持率直接腰斩剩下约40%。
4.大陆要打、美国不救，台独支持率更是只剩下14%。
以此证明了，台独实际上是怕打的，只要大陆敢打，台独就不敢发声。正是这种恫吓使得全世界人民团一致反对中共。因为，恫吓在民主国家的法律中，就是犯罪。
台湾学者明居正：论‘台独’，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RoTsikdYkQ在另外一份调查中问了两个问题：
1.你们有多少人赞成台独？举手的人有三成，最多到了四成。
2.如果大陆变成民主国家，类似美国，有多少人支持台独？大家的手纷纷落下。由此得知，台独的背后，反中共才是关键的因素。
从这个对比中，我们看到，真正影响台独主张的是中共。而李毅先生，作为一个墙内学者，唯独不敢问的，就是‘如果中共不存在’。把最关键的环节抛在一边不去讨论，反而把开战恫吓作为调查的条件。这就是大陆学者的悲哀；在没有宪法的大陆，学者无权提出独立见解。如果他们不去蝇营狗苟地吹捧圣上，那就没有活路。可是，真理的标准是老百姓的直觉，不是受到恫吓后的感觉。一群被吓破胆的愚民怎能创造出先进的文化？
民主国家平均收入，不是权贵们的慈悲与施舍，不是‘尊尊，亲亲’，也没有等级。他们缩小这个差距的目的是理性而非感性的。无论是左还是右，都必须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过激就会出问题。极左会使人失去拼搏精神，最后在谎言中灭亡。那么，极右思想是怎样伤害经济的？极右思想的要害在于贫富差距过大；一个社会，有100个人，如果财富聚集在一个人的手里，那么，真正的消费者，就他一个，可是工厂生产能力却在急速加大。一个人吃穿用度，根本无法消费这么多的产品。结果，产品滞留，资金无法周转。从此，人们懂得了平均收入的重要性。只有当100个人都有闲钱的时候，才能大大拉动消费。
没有民主与宪法，弱势群体就没有发言权，贫富差异就无法缩小；比如干部财产公开制，退休金并轨制等问题就无法解决。这就导致购买力下降，市场萎缩，中共只能指望从美国市场获益。这次贸易战，美国实际上就是利用自己的市场与中共较量。而由于贫富悬殊，中共的市场比美国小了许多倍，结果只能挨打。要想扭转这一趋势，只能给大企业加税，把财富平均地分给所有的人（包括农村人口）。最好实行免费医疗、教育、住房、养老。打消所有人的后顾之忧，购买力自然上升。只有加速资金周转，新技术才能不断产生。民主与宪法则是良性循环的保证；资本主义的道德品质也是靠宪法与财富教育出来的。大法官的工作实际上是告诉人民，两者的关系。民主国家（包括香港）的人均GDP都是中国的许多倍，而他们的日常生活却表现得与中国的发达城市差不多，甚至还不如。那么钱都去了哪里？答案是，钱都变成了社会福利，花在购买人民的道德品质上了。否则，他们的道德水平与中国人没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