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可怕的病毒

西方人说，谎言与军队是独裁统治的两大支柱。中国古人总结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现代人懂得，这个‘祀’其实就是一种迷信的形式。它说的是什么无所谓，只要你能信，它的目的就达到了。但是，回到当代，就有很多人糊涂了。比如高铁，各种壮美的大型建筑等等，足以让人们相信，天朝已经是世界强国了。继续联想下去就是，天朝的生活已经是最好的了。然后就是如何让国人相信中国的科学成就如何了得。整个宣传系统就是为了营造这种迷信氛围而存在。

但另一方面，现代迷信可没有古时那样容易骗人。因为，现代科学的诞生就是不断地揭露迷信。几百年来人们总结出来各种揭露迷信的方法已经被不少国人掌握。因此，现代迷信必须寻找新的方法才能生存。但假的就是假的，目前，中共的宣传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阶段。一个苟延残喘的方法就是，拖字真言，能拖一天是一天。拖字真言反应在各条战线上面。本次武汉肺炎的大规模扩散，就是这个拖字真言的体现。

多年来，一个拖字使得一批又一批的官员步步高升。的确，很多事情不必杞人忧天。丘吉尔在《二战回忆录》中说，“当我回顾所有的烦恼时，想起一位老人的故事，他临终前说：一生中烦恼太多，但大部分担忧的事情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段话，移植到了中国官场，不就是个拖吗？但丘吉尔说的是民主国家，在那种体制下，每个官员必须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可在天朝，如果人人都这么想，早晚天下大乱。因为，中共原本就是一个不让人思考的体制，为了‘保险’一般决策是由上两级机关作出。要求是，只能赢，不能输，结果，谁也负不了责任，上级机关的权限大一些，出了事情由党负责。实际上，党也不负责，只不过能够用更多的资源把事情压住，这就算负责。因为，中共的权利基础就是这群官僚；所谓党内有民主，党外无民主。由此互相包庇，从上到下，结成了一张谁也不负责任的大网。这张网依靠中央而存在，而中央缺了这张网就不能把意图传达下去。从这里，不难发现，为什么，民主国家一出现疫情，立刻就被披露出来，紧跟着就是各种措施。因为，市长是民选的，直接对百姓负责，百姓们对于各种问题，往往比市长还清楚。市长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询问百姓。在这件事上，市长与百姓谁也不会骗谁，也没有必要欺骗。有了这种信任，什么问题都能找到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但是，中共的体制则不然，市长是上级派来的，他来的目的就是压榨百姓割韭菜，对于百姓的意见自然就是半信半疑。此外，中共的干部，完全是凭运气吃饭，解决了问题，你未必升官，还有可能受罚。不解决问题，未必受罚，还可能升官。在千变万化的官场漩涡中，只有一样东西比较可靠，那就是走上层路线。所有的干部都是这么上来的。换句话说是，遇到问题，不去思考如何解决，而是先把与问题有关的各种人事关系理清楚再说。就比如，贸易战开始的时候，中共最先的反应不是如何繁荣经济，兑现承诺，却是寻找美国上层的熟人，看看是否能够走门路。而一带一路也是同样的方法，同样的结局。可想而知，武汉疫情刚一出现，市领导在想什么？想的一定是某位局长想要用这个方法来害我，要不就是我的后台出事了，纪委要调查我。反正就是不往事件本身去想。在他们眼里，任何事件都不单纯是事件，而是与自己官位相关的这张网的问题。根据多年的经验，既然拖字真言最为有效。那么，管住媒体就是最重要的。只要问题还没有泄漏，想怎么说，主动权都在自己手里。这就是1月1日抓了八名‘造谣者’的原因。在外人看来，就出现王朔说的现象：“先帝爷瞎JB折腾留下的烂摊子，第二代治理者的办法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虽然去不了病根儿，但起码能减轻症状，让你自以为治好了；第三代是头疼医脸，脚疼也医脸，对他们来说，治不治好不要紧，面子最重要；现在这一代就邪乎了，头疼堵嘴，脚疼也堵嘴，只要不喊出来疼，就算没病。”

古代，一位领导能够做到掌握大方向，而疏于研究细节，是因为有一群幕僚。不重要的事情，都是这群幕僚管理。他相信这些幕僚，因为，他的成败决定他们的饭碗。但是，当今的集权体制，却不一样。一位市长，他周围的人可不是幕僚，这些人是上级领导任命的，有些人是上级派来监督或者制衡他的，有些人还指望他下台，自己好上位。所以说，中共现在编织的这张网，比封建时代更加腐败。而民主国家没有这种官僚网络，他们的真相来自杂乱无章的报道。出现任何问题，任何人都可以把它描述出来，有些描述的角度不对，有些看法过于偏激。但是，当大量的描述摆在你面前，而你又有一定的分析能力，一般来说，你能够从中发现真相。相反，中共希望从自己的情报渠道得到消息，然后有人汇总，最后得出绝对的真相来，从而建立起一个‘圣人’的形象。而事实上，人都会犯错误的，无论你多么慎重的思考。这种情报网络最大的特点就是思想单一，眼界狭窄，传递的消息片面。从这里也能看出，中共的各种文档类似封建时代的史书或者百科全书，名为“绝对权威”实际漏洞百出。这种“绝对”的材料经领导们过目后，当然就出现错误的决策。所以，集权国家最大的忌讳就是偏食，营养不良。要是还想从这个狭窄的信息源中挑肥拣瘦，那就和无知一样。

上面说过，对于集权国家，防疫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你迷信。迷信就要变魔术，魔术其实都来自最基本的科学道理，只不过寻找到一种特殊的表达方法让你惊奇而已。防疫工作正相反，费了半天劲，为的是让所有离谱的事情都不发生。所以，想捞官位的人，尽量离它远点。

据说，有一次魏文王问扁鹊说：“你兄弟三人，皆精于医术，相比谁最好呢？”。扁鹊回答：“长兄最好，仲兄次之，我最差。”文王疑，又问：“既如此，为何你最出名呢？”扁鹊回道：“我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已经铲除病因，故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为医者才知道。仲兄治病，治病于病情初起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故他的名气只及于本乡里。而我扁鹊治病，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来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集权国家的各级官员当然都想当扁鹊，谁也不肯做他的长兄。集权国家的钱都花在场面上，雄伟，壮丽使人着迷就成。民主国家的钱都花在防患于未然上面；就是扁鹊长兄干的事情。民主国家通过辩论，弄明白了这种人的苦衷，因此，他们的待遇最高。集权国家相反，看不到他们任何亮丽的表现，就把他们的待遇压低。这种思想，难道不比冠状病毒更可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