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民主与集权

党媒不断宣传，中国制度在应对疫情过程中表现出特有的优势，政府展现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等等。一句话，只有集权，才能办大事。这其实是避重就轻。问题的关键在于，任何集权体制都是迷信的；反科学的。我们不断讨论的中式集权，‘祀与戎’‘枪杆子加笔杆子’，就是反科学的案例。把一次经验得到的结果当作绝对真理，反复宣传，就是迷信。迷信一旦形成，整个民族的堕落就不可避免。

中共没有自己的成功经验，于是，就拿西方的经验，作为绝对真理，不断吹嘘。比如，钟南山、李兰娟等院士推荐的药物，无一不是民主国家发明的，为什么是这样？我们拿钟南山极力推崇的磷酸氯喹Chloroquine diphosphate举例。那是一种治疗疟疾的西药。但同样是制疟疾的青蒿素，却是中国人发明的。对比这两种药物就能看出了集权体制与民主体制的差异。集权体制对人类的贡献就是不断从远古时代，封建主义尚未成型以前的文献中寻找养分，反复的咀嚼。相反，民主体制却是尽量绕开古人失败的教训，寻找自己的新路。当年治疗疟疾的药物是金鸡纳树皮。东西方的古书中都没有记载，直到欧洲人去了美洲后，才得知它的用途。越是这种古书上没有的东西，他们就越要尝试。1820年，法国药学家Pelletier 和 Caventou从金鸡纳树皮中提炼出历史上最早的抗疟药——奎宁；这个方法还是古书上没有的。接下来，上世纪30年代，德国科学家发明了与奎宁化学结构相近的人工合成抗疟药氯喹。它比奎宁更加安全有效。为了进一步减少副作用，1944年科学家在氯喹的基础上研究出一种新型抗疟药——羟氯喹。但是，20年以后，人们发现某些疟原虫发展出了抗药性，于是，又想到寻找新药。他们把眼光投向了中国人正在研制的青蒿素。就西方人的立场，青蒿素是他们的古书上没有的东西，所以，他们愿意尝试。古书上已经记载的东西，他们反而很少去考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古书都是私人记载的，这种文字来自个人爱好，当然说的都是事实。前人已经碰壁的东西，如果没有特殊的奇思妙想是没人愿意重蹈覆辙的。可是，中国的古籍，大多是官方记载的，官方记载就要考虑对自己的统治是否有利，是否触犯了‘祀与戎’的健全；谎话不可避免。后来的人也不信，于是就从字里行间寻找真相，经常还就找出来与记载不符的事实来。在东、西不同的背景下，奎宁和青蒿素先后走上世界舞台。有人将青蒿素与奎宁进行过比较，两者几乎不相上下https://www.who.int/bulletin/volumes/87/12/08-060327-ab/zh/。中国人也许不太接受这个事实。因为，中国人还分不清理论科学与经验科学的区别。可以预见，青蒿素从天然到人工合成还有一定的距离，而且，它的副作用也会逐渐显现出来。新的改良，改造在中国的古书上是没有的，怎么办？除了把问题交给民主国家以外，集权国家束手无策。

集权国家是根据封建体系形成以前的认识，不断咀嚼，并用各个阶段当权者的喜好来发展，最后得出的结果奇形怪状。而民主国家的发展是根据已有的科学理论寻找突破；绝对不允许参加个人情感。在集权国家的学术体制中，后生不能超过先生。而先生不能超过先先生。否则，既定的等级社会就不存在了。这就解释了，第一、为什么无论是钟南山、李兰娟等推荐的药物，都是已经有的药物，绝对不可能是什么新药。第二、推荐这种药物，不需要什么院士，一名普通的医师就能够做得到。只不过，集权体制下，需要有院士的名声，才有这个号召力。而这种号召力的建立，其实就是迷信的开始。这样，我们又回到原来的话题‘祀与戎’‘笔杆子加抢杠子’上面来了。从这种习惯新迷信中也能看出，为什么集权体制没有创新能力。而一切新发明，性创造都出现在民主国家。就比如这个共产主义。有人在网上戏称，病毒起源于德国，中间宿主是苏俄，而发作在中国。

从以上的事实能够看出，民主国家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不断从理论与根源上寻去答案，不断的突破各种束缚。为了鼓励新方法，他们发明一种特殊的政策-专利；把赌博机制引进科技创新。集权国家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按照习惯与经验作出决定，不断增加数量，从来不考虑理论上质的突破，他们的专利也形同虚设。

民主国家的人民，既然没有等级观念，因此，做什么事情都是自发的，主动的，他们解决问题的手段上，也是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自由发挥自己的想象。他们遇到紧急事件，并不像墙国想象的那样，一盘散沙。更不像墙国那样，不理智地牺牲，他们的做法应该叫做：理智地自我牺牲。17世纪，英国德比郡（Derby Shire）的亚姆村（Eyam) 为了不使黑死病向北蔓延，村民自发地不向北走。结果344人中死去267人。而黑死病真的没有向北蔓延。这就是健全的民主国家做法；人人都以主人的姿态接受挑战。电影泰坦尼克号Titanic就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点。相反，集权国家的人民没有自己的想法，也不会用主人的姿态去思考问题。他们的想法是，只要岁月静好，其他的我与我无关。你让我康复，我就拜你为神人、名医。否则，你就是骗子，骗我钱。这就是个人迷信的结果。他们不敢去思考主人所想。永远把自己当作听话的仆从。从来不考虑，社会的交往是相对的，你对对方的态度，一定会导致对方对你的反应。医患关系的问题就是出在了‘迷信’二字。

隔离病人是几千年来一直使用的技术，是经验的东西，所以，集权国家使用得炉火纯青。但是，除隔离以外还有什么能做的？却是集权国家想不出来的。因为，集权以后，所有人的意志必须统一，你能想到的，我也能想到，领导能想到的，群众也能想得到。领导工作和驱赶牛羊没什么区别，古代也把这种人叫做州牧。但是，民主国家要求人们各自打开脑洞，并把新的想法告诉大家，让集体来表决。当年黑死病在英、法两国蔓延。即使对病人隔离，也无法减缓疫情。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当然就是两条路，一是，加紧隔离所有的病人；二是，寻找名医，依靠名医来解决。这其实就是把责任推给名医，以为只要出钱，名医自会解决问题，他要解决不了，没人能解决。这就是中国文化中的特色‘名医迷信’。他与当代的‘院士迷信’只是用词不同而已。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述道：“乾隆癸丑春夏间，京中多疫，以张景岳法治之，十死八九。以吴又可法治之，亦不甚验。”程晓农先生称这种名医是‘口力劳动者’。那么，民主国家是怎么解决问题呢？他们相信科学而不相信伟人的话。科学有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是，科学一定能够根据逻辑取得一些进展，一定比凭经验的解决，好上那么一点。于是有了莱布尼兹的方案。它统计各个疫区的发病数量，人口组成，性别，街道走向。最后，得出来结论，凡是老鼠肆虐的地区，发病率就高，相反则发病率低。由此得到灭鼠的概念。疫情也逐渐得到了控制。如果民主体制没有告诉集权体制，疫情是老鼠在作怪，那么，集权国家依然按照古代的方法，不断的隔离病人。而老鼠依然肆虐，病情依然不会得到改善。

本次武肺疫情也是这样，隔离得再严厉，如果没有民主国家提出的各种合成药剂，以及免疫方法，那么疫情还不知道发展成什么样？再举一个打仗的例子，当年，有人提出，机关枪能让一个人打死很多人。立刻得到民主国家的认可。因为，人民做主，自己的命比什么都值钱，花多少钱也要得到这个救命的玩意。但是，如果这想法出现在集权国家，必定被人耻笑。因为，独裁者根本没拿别人的命当回事。古书上一直说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不死人，怎么能赢，哪有这种便宜事？就是这两种思路指导了抗美援朝，比较一下中、美双方的死亡人数就能看出集权与民主的差别。本次疫情还是这个思路，‘祀与戎’高于一切。一线死亡的警察抚恤金20万，而一线医生死亡仅5000。封城后，所有的后事都由独裁者决定。有了这个特权，各种数据就可以任由他们改变。死在家里的，不属于病死，饿死的也管不着。反正，只要人们关注的病死人数在减少就够了。在玩数字方面，北朝鲜比中国做得更好，至今没有一人感染。

民主社会，由于人人都在换位思考，相互尊重，因此，各种物质在分配上也偏向那些需要的人。因此，同样是隔离期间，他们尽量的将资源投向被隔离者。相反，集权国家的隔离按照等级分配，有权有势的人得到远远超过需要的资源，而无权无势者连生存所需都得不到。所以说，科学与民主相辅相成，谬误和集权狼狈为奸。

总结起来就是，集权国家有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能力。但是，具体该怎么行动，则需要民主国家告诉他们。没有了民主国家的忠告，就出现了统一的大炼钢铁，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肺炎大爆发。相反，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在和平年代，需要个人发挥的时候，人人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该怎样发挥。而当遇到危机的时候，人人也明白必须听从一个人的号令；想一想，为何美国总统只任两届的传统，到了罗斯福却连任四届。而古罗马帝国在遇到战争是，选举一位独裁者dictator 就明白了。这反映出墙内学者对于民主政治的无知。再比如：瑞士是一个民主国家，在和平年代，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是，二战时，当纳粹军队进攻瑞士的时候，遭到瑞士人民团结一致的抵抗，致使希特勒第一次知难而退。澳洲山火之后，来自墨尔本的31岁木匠Piers Smart一提议为灾区人民免费建造房子。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一万多名建筑业技工的响应。从这里看出，党媒宣传的集权优势，实际上是墙内学者不理解民主的表现。那种虚假的集中，到了真正的危机时刻，会像纣王，以及萨达姆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