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民主与集权

作者:苏诚忠  于 2020-2-29 15:47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文史杂谈

党媒不断宣传,中国制度在应对疫情过程中表现出特有的优势,政府展现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等等。一句话,只有集权,才能办大事。这其实是避重就轻。问题的关键在于,任何集权体制都是迷信的;反科学的。我们不断讨论的中式集权,祀与戎’‘枪杆子加笔杆子,就是反科学的案例。把一次经验得到的结果当作绝对真理,反复宣传,就是迷信。迷信一旦形成,整个民族的堕落就不可避免。

中共没有自己的成功经验,于是,就拿西方的经验,作为绝对真理,不断吹嘘。比如,钟南山、李兰娟等院士推荐的药物,无一不是民主国家发明的,为什么是这样?我们拿钟南山极力推崇的磷酸氯喹Chloroquine diphosphate举例。那是一种治疗疟疾的西药。但同样是制疟疾的青蒿素,却是中国人发明的。对比这两种药物就能看出了集权体制与民主体制的差异。集权体制对人类的贡献就是不断从远古时代,封建主义尚未成型以前的文献中寻找养分,反复的咀嚼。相反,民主体制却是尽量绕开古人失败的教训,寻找自己的新路。当年治疗疟疾的药物是金鸡纳树皮。东西方的古书中都没有记载,直到欧洲人去了美洲后,才得知它的用途。越是这种古书上没有的东西,他们就越要尝试。1820年,法国药学家Pelletier Caventou从金鸡纳树皮中提炼出历史上最早的抗疟药——奎宁;这个方法还是古书上没有的。接下来,上世纪30年代,德国科学家发明了与奎宁化学结构相近的人工合成抗疟药氯喹。它比奎宁更加安全有效。为了进一步减少副作用,1944年科学家在氯喹的基础上研究出一种新型抗疟药——羟氯喹。但是,20年以后,人们发现某些疟原虫发展出了抗药性,于是,又想到寻找新药。他们把眼光投向了中国人正在研制的青蒿素。就西方人的立场,青蒿素是他们的古书上没有的东西,所以,他们愿意尝试。古书上已经记载的东西,他们反而很少去考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古书都是私人记载的,这种文字来自个人爱好,当然说的都是事实。前人已经碰壁的东西,如果没有特殊的奇思妙想是没人愿意重蹈覆辙的。可是,中国的古籍,大多是官方记载的,官方记载就要考虑对自己的统治是否有利,是否触犯了祀与戎的健全;谎话不可避免。后来的人也不信,于是就从字里行间寻找真相,经常还就找出来与记载不符的事实来。在东、西不同的背景下,奎宁和青蒿素先后走上世界舞台。有人将青蒿素与奎宁进行过比较,两者几乎不相上下https://www.who.int/bulletin/volumes/87/12/08-060327-ab/zh/。中国人也许不太接受这个事实。因为,中国人还分不清理论科学与经验科学的区别。可以预见,青蒿素从天然到人工合成还有一定的距离,而且,它的副作用也会逐渐显现出来。新的改良,改造在中国的古书上是没有的,怎么办?除了把问题交给民主国家以外,集权国家束手无策。

集权国家是根据封建体系形成以前的认识,不断咀嚼,并用各个阶段当权者的喜好来发展,最后得出的结果奇形怪状。而民主国家的发展是根据已有的科学理论寻找突破;绝对不允许参加个人情感。在集权国家的学术体制中,后生不能超过先生。而先生不能超过先先生。否则,既定的等级社会就不存在了。这就解释了,第一、为什么无论是钟南山、李兰娟等推荐的药物,都是已经有的药物,绝对不可能是什么新药。第二、推荐这种药物,不需要什么院士,一名普通的医师就能够做得到。只不过,集权体制下,需要有院士的名声,才有这个号召力。而这种号召力的建立,其实就是迷信的开始。这样,我们又回到原来的话题祀与戎’‘笔杆子加抢杠子上面来了。从这种习惯新迷信中也能看出,为什么集权体制没有创新能力。而一切新发明,性创造都出现在民主国家。就比如这个共产主义。有人在网上戏称,病毒起源于德国,中间宿主是苏俄,而发作在中国。

从以上的事实能够看出,民主国家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不断从理论与根源上寻去答案,不断的突破各种束缚。为了鼓励新方法,他们发明一种特殊的政策-专利;把赌博机制引进科技创新。集权国家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按照习惯与经验作出决定,不断增加数量,从来不考虑理论上质的突破,他们的专利也形同虚设。

民主国家的人民,既然没有等级观念,因此,做什么事情都是自发的,主动的,他们解决问题的手段上,也是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自由发挥自己的想象。他们遇到紧急事件,并不像墙国想象的那样,一盘散沙。更不像墙国那样,不理智地牺牲,他们的做法应该叫做:理智地自我牺牲。17世纪,英国德比郡(Derby Shire)的亚姆村(Eyam) 为了不使黑死病向北蔓延,村民自发地不向北走。结果344人中死去267人。而黑死病真的没有向北蔓延。这就是健全的民主国家做法;人人都以主人的姿态接受挑战。电影泰坦尼克号Titanic就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点。相反,集权国家的人民没有自己的想法,也不会用主人的姿态去思考问题。他们的想法是,只要岁月静好,其他的我与我无关。你让我康复,我就拜你为神人、名医。否则,你就是骗子,骗我钱。这就是个人迷信的结果。他们不敢去思考主人所想。永远把自己当作听话的仆从。从来不考虑,社会的交往是相对的,你对对方的态度,一定会导致对方对你的反应。医患关系的问题就是出在了迷信二字。

隔离病人是几千年来一直使用的技术,是经验的东西,所以,集权国家使用得炉火纯青。但是,除隔离以外还有什么能做的?却是集权国家想不出来的。因为,集权以后,所有人的意志必须统一,你能想到的,我也能想到,领导能想到的,群众也能想得到。领导工作和驱赶牛羊没什么区别,古代也把这种人叫做州牧。但是,民主国家要求人们各自打开脑洞,并把新的想法告诉大家,让集体来表决。当年黑死病在英、法两国蔓延。即使对病人隔离,也无法减缓疫情。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当然就是两条路,一是,加紧隔离所有的病人;二是,寻找名医,依靠名医来解决。这其实就是把责任推给名医,以为只要出钱,名医自会解决问题,他要解决不了,没人能解决。这就是中国文化中的特色名医迷信。他与当代的院士迷信只是用词不同而已。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述道:“乾隆癸丑春夏间,京中多疫,以张景岳法治之,十死八九。以吴又可法治之,亦不甚验。”程晓农先生称这种名医是‘口力劳动者’。那么,民主国家是怎么解决问题呢?他们相信科学而不相信伟人的话。科学有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是,科学一定能够根据逻辑取得一些进展,一定比凭经验的解决,好上那么一点。于是有了莱布尼兹的方案。它统计各个疫区的发病数量,人口组成,性别,街道走向。最后,得出来结论,凡是老鼠肆虐的地区,发病率就高,相反则发病率低。由此得到灭鼠的概念。疫情也逐渐得到了控制。如果民主体制没有告诉集权体制,疫情是老鼠在作怪,那么,集权国家依然按照古代的方法,不断的隔离病人。而老鼠依然肆虐,病情依然不会得到改善。

本次武肺疫情也是这样,隔离得再严厉,如果没有民主国家提出的各种合成药剂,以及免疫方法,那么疫情还不知道发展成什么样?再举一个打仗的例子,当年,有人提出,机关枪能让一个人打死很多人。立刻得到民主国家的认可。因为,人民做主,自己的命比什么都值钱,花多少钱也要得到这个救命的玩意。但是,如果这想法出现在集权国家,必定被人耻笑。因为,独裁者根本没拿别人的命当回事。古书上一直说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不死人,怎么能赢,哪有这种便宜事?就是这两种思路指导了抗美援朝,比较一下中、美双方的死亡人数就能看出集权与民主的差别。本次疫情还是这个思路,祀与戎高于一切。一线死亡的警察抚恤金20万,而一线医生死亡仅5000。封城后,所有的后事都由独裁者决定。有了这个特权,各种数据就可以任由他们改变。死在家里的,不属于病死,饿死的也管不着。反正,只要人们关注的病死人数在减少就够了。在玩数字方面,北朝鲜比中国做得更好,至今没有一人感染。

民主社会,由于人人都在换位思考,相互尊重,因此,各种物质在分配上也偏向那些需要的人。因此,同样是隔离期间,他们尽量的将资源投向被隔离者。相反,集权国家的隔离按照等级分配,有权有势的人得到远远超过需要的资源,而无权无势者连生存所需都得不到。所以说,科学与民主相辅相成,谬误和集权狼狈为奸。

总结起来就是,集权国家有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能力。但是,具体该怎么行动,则需要民主国家告诉他们。没有了民主国家的忠告,就出现了统一的大炼钢铁,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肺炎大爆发。相反,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在和平年代,需要个人发挥的时候,人人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该怎样发挥。而当遇到危机的时候,人人也明白必须听从一个人的号令;想一想,为何美国总统只任两届的传统,到了罗斯福却连任四届。而古罗马帝国在遇到战争是,选举一位独裁者dictator 就明白了。这反映出墙内学者对于民主政治的无知。再比如:瑞士是一个民主国家,在和平年代,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是,二战时,当纳粹军队进攻瑞士的时候,遭到瑞士人民团结一致的抵抗,致使希特勒第一次知难而退。澳洲山火之后,来自墨尔本的31岁木匠Piers Smart一提议为灾区人民免费建造房子。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一万多名建筑业技工的响应。从这里看出,党媒宣传的集权优势,实际上是墙内学者不理解民主的表现。那种虚假的集中,到了真正的危机时刻,会像纣王,以及萨达姆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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