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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不断听到“集权办大事”,“只有中国的体制才能应对如此大面积的病毒扩散,假如是西方国家,下令封城,一定会被炮轰不尊重人权。”等等。其实,这是对民主体制的无知所造成的恶果。中国的历史上从来都是一个人说了算,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民主。这种思维方法已经浸透到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需要从更多的讨论中逐步认识。下面对西方民主的形成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古希腊世界中基本上分成两种体制,一种是以雅典为代表的,由商业贸易发展起来的民主体制;任何事情,大伙儿商量解决。另外一种是以斯巴达为代表的,由扩张发展出来的军国主义体制;任何事情取决于军事领袖个人对事态的理解。两者理念不同,当然出现摩擦,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修西底德陷阱。它最终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以雅典失败而告终。斯巴达人得胜以后,取消了雅典及其同盟选举体制,并扶植起各个城邦的君主。古罗马人总结了希腊人的经验。认为集权能打胜仗,而民主则有利于发展经济。于是,设计了一种两者兼顾的体制--共和国;在和平时期,为了发展经济,元老院代表贵族利益,各种议会代表平民利益,大伙儿商量着解决一切问题。这就是后来英、美政体中两院的来源。一旦国家遇到危难,大家选举一位独裁官,他有生杀大权,但任期只有六个月。这种设计使他们占领整个希腊(巴尔干)半岛。从这里容易看出,民主体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既考虑到和平时期的商业发展,也要兼顾战争时期的独裁。致使美国建国时,由于各个州无法达成协议,富兰克林说了一句话:如果我们不能达成协议的话,那么,人类就不会再有任何相互妥协的事情。人与人之间只能依靠武力解决问题。与会代表听到这话后,开始反思,最终达成协议。看看中国历史,春秋战国以后的两千年封建专制,其实是放弃商业发展,一味追求战时统一的结果;是一种简单而偏执的思维方法,所以战争不断。当西方复杂的思维与中国简单的思维在二十世纪前后碰撞的时候,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因此说,最近,网上不断看到的“只有中国集权体制才能…。”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对民主体制的无知。因为,到了危难时刻,民主国家的公民绝对不会像集权国家的臣民那样思维。臣民的思维是,无论国家有多么大的危难,非君即臣都是不变的真理。外患往往是臣下取而代之的好机会。而民主国家的公民则根本不把当老大看得很重,外患才是他们最大的敌人。即使牺牲自己,也要保住家庭和民族。连生命都不在乎的人,还在乎选举出一位握有生杀大权的独裁者吗?因此,受民主教育的公民一旦遇到大难,国会将授予总统很大的权力。比如,从华盛顿开始,总统最多两届任期。但是,由于二战的原因,罗斯福总统连任了四届。事实上,古罗马由共和国变成帝国的过程,就是因为后来有不少战争需要最高领导(执政官)变成独裁官,时间长了,他就成皇帝了。中国类似现象发生在尧、舜时代,那时,没有大难,比较民主。但是禹为了治水,需要全民听他指挥,结果权利括大,传位给儿子。因此,美国宣布紧急状态后,川普的权利就更大而责任也更大了。这是美国政客们最担心的事情。二战以后的世界,其实就是用科技力量压制集权的力量。当科技力量可以轻易打垮集权军队后,外患就不是重大国难,而国会也不必授权总统独裁。因此,发展科技对美国而言,是继续民主的生命线。反过来说,没有民主,也无法发展科技。因为,科技,毕竟是大家商量着办,大家提出标准,大家受益。而独裁是一个人想办法,一个人定标准,一个人受益,没商量。
从罗马帝国的衰亡中,我们看出,由集权转变成民主,非常复杂。它需要思想家们缜密的思考,但那是人类发展的方向。而由民主转变成集权,非常简单,只需要一次重大的国难,外加把民众训练成一根筋就足够了,但它与人类的发展背道而驰。因为它出现了层级,任何信息不断在各层之间变化。曾经有一位语言学家做了一个实验,一个大院子的十个角落站着十个人。他低声告诉第一个人一句话,让他传给第二个人,再由第二个人传给第三个人,依此类推。等到第十个人把话传给他的时候,早已经面貌全非了。由此证明,人类的层层转达中,错误的成分很多。那么,得到这种情报后,最高独裁者怎么会有正确的判断?最低的官员怎能有效执行?而人民看到的就是一个专制政权蓄积民怨,爆发,另一个专制政权接管,继续蓄积民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