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陷阱

儒家的大一统思想是从小国开始，通过法家的阴谋，逐渐合并而形成的。在开始的时候，儒家不知道大一统的后果，虽然仅仅是一种意造，但还有不少合理的成分。一旦使用各种阴谋实现了大一统之后，失去了言论自由，便形成一个无法进取的社会。历史中，人们总能够看到，凡是分裂的时代，必定是思想、文化、科技飞跃的时代。我们常说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就是在纷争中出现的。这说明在古代，各国纷争实际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它让有思想的人得到发展的机会。我常说，创新就是社会的道德，一个社会，没有创新就是腐败的开始。在法律不健全的古代，思想家虽然对这个道理认识不足，但是小国之间的竞争，在客观上促进了各国的创新。列国纷争可以被看成是一种互相监督的手段。列国之间不但要监视你的实力，还要监视你的道德水准。一旦出现了大一统，统治者以为高枕无忧了，这个时候，最大的隐患就出现了。苏轼在《晁错论》的开头这样写道，“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原因在于大一统的情况下，所有的矛盾都被人为地，不惜成本地掩盖了。看不到矛盾，矛盾就不断的积蓄，等待爆发。当决策者出现问题时，小国之间永远是动小手术，而大一统则需要动大手术。

最近，遵义市正安县一位老人，被一条流浪土狗撞倒摔成十级伤残。警方调查发现，这是一条无主狗，但当地居民万某长期向该狗投食。因此，万某被法院判处罚款7万元。无独有偶，一位22岁，名为丽丽的女孩，因拒养2岁弟弟被父母起诉，父母胜诉。这两起案件诠释了，什么是合法政府，什么是非法政府。合法政府的一切法律法规是为了人民着想，非法政府的法规，是要把责任推给人民，把自己打扮成伟光正。当这些矛盾被人为地掩盖后，社会的根基就动摇了。从这里我们看出大一统对于社会的危害。解决的方法必须借助外部势力。这也是大一统政权最害怕的，因此，中共不断强调主权大于人权。而事实上中共的出现，本身就是当初苏联的投资；外部干涉的结果，按照中共的这套说法。他们根本就是非法组织。外部势力的介入，就如当初的列国纷争一样，是一种，在愚昧社会中，不得不采取的监督与反腐手段。失去了这种约束，大一统社会将陷入惨无人道的地狱。

大一统的另一个危害是，创新人才得不到就业的机会。由于各地的问题不一样，而大一统的解决方法却要划一。各种选拔人才的方法，以及被选人才的素质也是划一。这种统一洗脑的人才无法适应各地的具体要求。唐朝是大一统的时代。韩愈在《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中对宰相说：如今我已经是四张的人了，求职到处碰壁。古代的知识分子（指春秋战国），三个月得不到职位就要互相安慰。而当时，这个国家不录用，可以到别的国家。如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不在这里求职，就只能出国了。不肯出国的，就只好甘于平庸。以后，所有的人也就不思进取了。

大一统解决问题的方法划一，教条，问题越来越多。独裁者应付不了，不得不简化处理过程，结果只能是人为地硬性压制。中共选择最高领导人时，需要有各省工作经验，实际上就是大一统思想的产物。以为有了这些经验，就可以把经验推广。其实，各地情况不一样，在各省蜻蜓点水地干过一段，对任何地方都没有深入研究过，结果，当然就是万金油干部。只知大处着眼，不懂小处着手。自然假、大、空盛行。

所有的人都在变化，因此，天下太平就只能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根本思路就是错的。正是大一统思想把问题看成一种不变的状态，使得所有的人都无法看清楚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要害，因此，中国古代的思想中带有了太多模糊不清的认识。看不清问题的实质，解决起来就无所适从。唐代，一天，太宗问大臣：“创业与守业哪个难？”房玄龄说：“开国时，与各地豪强较量武力，使其称臣，创业难。”魏征说：“自古帝王没有不在艰难时取得天下，而在安逸时失去天下，守业难。”问题就这样不了了之。

清代醇亲王奕譞有一段广为流传的家训：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 财也小，产也小，后来子孙祸也小，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

以上两则故事都是封建独裁的产物，说明了大一统时代，人们看不清问题所在而采取了最保守的做法。遇到任何问题，尽量躲得远远的，或者和稀泥；即使遇到了可以计算的科学问题，也玩模糊。相反，欧洲国家正是因为体积小，能够看清楚问题。能够成功的利用各种特殊的现象造福人民。比如，太宗提到的创业与守成问题，如果你没有独裁的野心，根本就不是问题。一个人，无论是皇帝还是百姓，每天也就是三餐一宿。能够认清这一点，外加有自知之明，那么，将权利还给人民，让有能力，年富力强的人去管理，也就没有什么牵挂了。而奕譞所说的，“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也不是问题，如今的资本主义要求人人学会投资，所谓，富则多事。舆论迫使你，学会投资，有了正事，就不会骄奢淫逸。大一统的真正问题是，有人权太多，有人钱太多，可是都不会用。而民主政治正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良药。或者说，民主制度是用就业率来解决封建大一统的腐化问题。也可以说，高就业率，不但是为了提高产量，也是使一个国家的人才，不断受到锻炼，朝气蓬勃，不被安逸所腐蚀。

周朝以前，中国人认为诸侯国可以自己推举的首领，而各国也可以和平相处。天子不过是一位国际警察，诸侯每隔一段时间到天子那里见个面就成了。但是，秦朝建立郡县制以后，使用的手段出奇的残酷，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诸侯之间的战争，最可恶的是给中国人留下一个毁灭性的认识，以为没有大一统就没有天下太平。接下来的两千年里，人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大一统上了，为了这个大一统，即使是阴谋诡计，说假话也理直气壮。一个国家，不说真话哪里还有什么科学？我们曾经讲过，科学science 来自直觉sense。发挥个人的独立性，独立判断才能发展科学。在民国时代，很多人都曾经思考过，各省独立与大一统，到底哪种更加优越。一般是各省的军阀希望独立，而中央的孙中山，蒋介石希望统一。当时毛在湖南也主张成立湖南共和国。并提出把中国分成27个小国。但是，这些争论都带有私心，也从来没有用民主与科学的原则衡量过。

大一统思想经过不断渲染后，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学术生态，迫使文人必须接纳，从而失去了独立性。比如，三国演义中描写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大一统思想的变异。不但文人著书的时候必须这样叙述，就连曹操本人，也不得不利用这个思想巩固自己的势力。二十四史最终也被人用儒家思想来叙述。结果就是战争越来越残酷，百姓死亡越来越多，而身为韭菜的百姓越来越喜欢听这种血腥的描述，嗜血的故事中让他们忘记，那些血就是自己祖先的血，也是自己将要流的血。在集体失忆的泥淖中，中国人很难找回应有的独立思考能力。这就是国学中致命的缺陷。现代科技，现代叙事方法，不断告诉人们，这种思想的统一，实际上是在摧毁各种创新。它使得在新旧两种思潮夹缝中生存的墙内人民，想法变得越来越扭曲。有了大一统才有了‘汉奸’这个词。相反，在春秋时代就没有这么多的‘奸’。因为诸侯国比较平等，谁也不想灭别人的国。伍子胥带领吴国军队杀回楚国，按照大一统的说法，他是楚奸，可他并没有用吴国资源吞并楚国。利用别国资源，纠正本国统治者的错误，应该是一种正义。否则，无道之国的正义就无法伸张。大一统思想正是把这种正义，硬说成是非正义，这就造成了大一统思想最关键的假话。有了这个根本的谎言之后，接下来的谎言就一发不可收拾。民族主义情绪也逐渐积累成死循环。相反，如果仅仅用一般世俗的正义感来看待问题。为了个人的利益进行的仇杀，无论如何也比为了民族利益进行的仇杀死人少，更不要说，为了大一统进行的仇杀了。为了大一统而进行的，各集体间相互仇杀，往往伴随各集体内部更加惨烈的杀戮。因为大家都只为了一个错误观念而互不信任。历史证明了相反的事实，各地独立要比大一统太平，而个人独立又比各地独立更加太平。没有大一统思想，就没有绝对的权利和宣传。在列国纷争的年代，人与人之间还有可能通过感化回归善良，但当把大一统看作是最高原则以后，感化就非常的困难，除非摧毁他们背后的大一统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