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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我们讨论了,左派与右派的名称虽然来自法国革命,但其历史,源远流长。只不过,欧洲没有经历过长期的分封制,没能像周朝那样,一个公爵统治的封地就相当复杂。
今天说说,太公与周公的辩论以后发生了什么?周公姬旦因为辅佐年幼的周成王,一直在朝廷任职。他的儿子伯禽代替他去管理鲁国。三年后,他向周公汇报治理的情况。周公问,为什么这么迟才来?伯禽回答说,“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而后除之,故迟”。而姜太公到齐国后,过了五个月就向周公汇报工作。周公问,为什么这么快?太公说:“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也”。两相对比,周公慨叹说,“呜呼!鲁后世其北面而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周公虽然有了这个认识,但为什么,鲁国还是走了一条克己复礼的路线呢?我认为,一方面是马屁文人的吹捧,另一方面,统一意志在当时也的确有一些用场。荀子说,“人,力量不如牛大,走路不如马快,而却能驾驭牛马,为什么呢?因为人能团结,它们不能。”(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人能群,而彼不能群)这是人类从远古时代的斗争中获得的宝贵经验。进一步的认识更发现了,一个群体,要想统一意志,必须是等级分明。像军队一样,下级服从上级。所谓:“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但是,当资本主义出现了以后,这种理论被颠覆了。而掀翻这一切的就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科技的进步要求人们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即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与别人的差异越大就越好。另一方面,假设人人都我行我素,一意孤行,那不就打起来了吗?于是,人类发明了‘普世价值’用一种人人都能接受的价值观形成社会。只要你不违背普世价值,你的想法再独特,也不会对社会造成伤害。
由此,我们进一步理解了为什么共产党国家的科学技术无法领先世界。因为,他们的想法依然停留在原始社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的阶段,整个共产阵营的出现,其实就是用同一的思想意志将人类文明拉会到原始共产主义。只有回到丛林时代,统一意志才能显现出优越性。或者说,当社会进步以后,为了统一而消耗的资源,远远超过各自独立状态下解决问题所消耗的资源。而强迫‘统一’就成了一种摆设、负担。科技思想的繁荣,恰恰来自思想统一的反面。程晓农先生引用了陈斯文:上一场科技大战:https://finance.sina.com.cn/review/jcgc/2020-09-05/doc-iivhvpwy5012104.shtml
它告诉人们,统一,其实是预先又上级安排的一出戏。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都在演戏,而资本主义国家,没剧本,人人都靠自己的认识行事。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在高科技领域无法与资本主义竞争。
“1967年,白俄罗斯的一家半导体工厂在为一件事发愁,他们的一台中压断路器坏了,无法修复,需要重装一台。在确定了无法修复后,业务副厂长在厂党委会上提出要求,经过党委会讨论,工厂把这个需求上报给了明斯克市的电子工业管理局。
但简单的重装任务却是个麻烦事。这笔钱对于电子工业管理局是个意外,在1967年的计划中,并没有这笔经费的安排,因此也就无法批给工厂这笔钱。于是,需求被层层上报到明斯克市计委和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计委。
事情最后的解决方案,是由白俄罗斯计委在1967年计划上做了一个补充条款,同时批复给明斯克市计委和电子工业局,由他们向明斯克市财政局提出申请,再由财政局拨款给一家断路器厂家,安排特别生产一台断路器。
半导体工厂最后如愿以偿地拿到了他们要的断路器,但这是三个月后的事。”
读者也许会发现,层层上报,处处审批是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越是用统一的规则解决问题,成本就越少高昂。就如上面提到的,伯禽在鲁国的施政方针一样,繁文缛节导致什么事情也办不了。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有这么多的限制呢?原因和伯禽一样,是没有信任感;领导不相信群众。上级不相信下级,不相信的原因在于,他们手中的权力不是自然的产生,而是依靠枪杆子夺取的。既然是强迫群众,就要时时提防群众捣鬼;因为,他们获得政权的手段不光彩,不自然,不是从双赢中得到的。相反,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是自然产生的,是必要的,目的为了双赢。在这个前提下,上下级之间的信任就不容置疑。因此,那种看似能使人相互信任的繁文缛节也就没有必要了。
‘繁文’的害处比国人想象的要严重。西方国家的哲学,为了保证表达的真实,所以,最先讨论的就是语言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现实。相反,中国自从学术被统治者控制以后,所有的内容其实都在滥用语言。这也是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之一。任何一次信息的转达都是非常费力的,无论你如何用心,语言能表达出你的思想也只有百分之八-九十。听的人,即使认真听,也就接收到百分之八-九十。两边相乘,真正传递与获得的内容在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之间。有人曾经做过实验,一个院子的十个角落站着十个人,让一个外来人对第一个人说一句话。由第一个人告诉第二个人,第二个告诉第三个,以此类推。到了第十个人把话传回来的时候,不是面貌全非就是南辕北辙。这就说明了语言的变化。由此得知,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无休止的写报告,审批报告,其实是增加了出错的概率。还可以知道,很多宗教在开创的时候,都是没有书写工具,而是口口相传的,可想而知,一代又一代之间的差异会有多大?可以说,相同意思的信息,如果使用的字数增加了一倍,那么,原意被干扰的程度就会增加几倍。丘吉尔谈讲演的时候说,“如果给我5分钟,我提前一周准备;如果是20分钟,我提前两天;如果是1小时,我随时可以讲”1863年11月,林肯参加一次活动,那天,大演说家爱德华·艾弗莱特用1小时57分钟做了一个讲演。林肯的讲演只有两分钟。事后,所有的人对林肯的讲演记忆深刻,而对爱德华·艾弗莱特的讲演毫无印象。
自媒体人,王剑先生曾经引用一位贵州组织部长话说:现在一把手没法干,50%的时间学习习近平讲话。剩下的时间,大部分在维稳,小部分是申请拨款。这话说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集权办大事’当然只能办几件大事,钱数少的小事,根本不值得办。
中共的体制本来就是文山会海。遇到习总这么一位总感觉别人没听明白的人,那么,干部们疲于奔命却毫无效率就是必然的了。要命的是,绝大多数问题,连习总自己都不明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相反,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非常简单。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后,道德问题迎刃而解。管仲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意思是说,生活富裕,人民的道德水准就会提高。那么反过来说什么呢?当然是,“仓廪空不知礼节,衣食缺不知荣辱。”所以,面对目前大陆上各种残忍、暴力、无耻案件的发生,人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它们发生的原因,而不是指责某个个人。
上面那个故事中,周公说,“呜呼!鲁后世其北面而事齐矣!”‘哎呀,长此以往,鲁国的后代就要向齐国称臣啦。’从此看出,周公虽然担心,但是,并不想改变政策,因为,他还没有感受到什么叫官大一级压死人。当时的社会气氛,还有普世价值的成分。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尊尊亲亲”路线开始时,总是兄弟情谊,哥们义气。当出现矛盾后,就会以拳头来决定等级。而结束的时候,一定是尔虞我诈,相互杀戮。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道德在不断变化之中。它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必定灭亡,就如鲁国一样,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这群人,不懂什么是常识,无论怎样花言巧语,都不过是一伙je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