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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我们讨论了民主党在历史上对美国黑人犯下了滔天罪行。相信有少数的读者会联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既然所有的罪行是民主党犯下的,那么,为什么让当年反对他们暴行的共和党,以及全体美国纳税人一同为民主党的罪行买单呢?这符合法治精神吗?为什么说少数读者会想到这点?因为多数读者还没能完全认识到左派与右派的实质。不能认清这个问题,就无法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提出这个新问题。由此可知,建立一个正确的概念是需要时间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如何开启你的心智。科学的思维,必须是对于感觉到的东西,认真进行逻辑推理,以此获得正确的认识;感官与逻辑推导相辅相成。
科学与迷信的区别在于,前者,对于自己感受到的东西,多角度核实,坚定信心。而后者则相信教条,不相信自己感知到的东西。举例来说,康熙皇帝对于西方科学有一些了解,但是信而不专。他不认同西方油画用阴影来表现立体实物。他喜欢的还是工笔画。也就是说,虽然他天天看到的是用阴暗色彩拼凑到一起的画面。但是,他却只相信,古书和古画中那些线条组成的东西。而事实上,那些线条根本不存在,它们不过是,两种颜色的交界线而已。也就是说,他相信的是一种固有的教条,却不相信自己的感官。这就是科学与迷信的根本区别。有了这种迷信的认识,科学就被掩盖了。此外,康熙皇帝虽学过几何,但是他只认同用平行线表现的工笔画的建筑,不认同透视图中各平行线交于灭点的建筑物。这就是传统造成的误区。有了这些不科学的概念,中国古人即使发现了氯化银可以感光以后,依然不会联想到用它来照相。因为,用氯化银表现出来的图像,不是线条组成的,而且各种颜色的交线也不平行。与想象中的不一样。所以说,近代的任何发明,发现,都有古人长期建立正确概念的功劳,而每一个正确的概念,都来自感官,以及不断的批判书本。第一个感官的意识是最重要的,而论文只是其包装后的产物。英语中的sense 是感官,而make sense 是合理,nonsense 是无理,commonsense 翻译成常理。由此看出,在他们的认识中,sense相当于中文的“理”。相反,在中国人的思维中,感觉到的东西与理还有很大差距。因为中国人的“理”来自书本与师长的教诲,而西方人的理则更加注重个人感受与证明。
再举一个力学的例子,中国古代表达力的方法,就用重量来比喻。比如,水浒传中,潘金莲一见武松就感觉他有千百斤的力气。再比如,三国里面说黄忠,开得三石弓。可见,用重量来比喻力,是一种最简单的表达方法。但是如果不能把这个力分解,就无法说清楚,为什么当同样的力,施加在不同物体上时,物体越轻,就会走得越快,反之,物体越重,就走得越慢?同一个人,投掷不同重量的铁饼,从手中飞出去的速度是不一样的。为此,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另一种表达方法。力等于质量乘以速度F=MV。在当时人看来,这是一个天才的表达方法。它表达了力、物体和速度,三者的变化关系。于是,这个表达式作为真理被供奉了一千多年。直到牛顿发现,如果上式成立,那么,当物体被力推动后,永远停不下来。可是,根据人们感官得到的认识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而质量是不会变化的,那么能够变化的是什么呢?经过进一步的验证后,牛顿提出了新的公式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F=MA。牛顿找到这个表达式,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伽利略在他出生前,证明从比萨斜塔上抛出不同重量的球,会同时达到地面。所以,牛顿即要解释亚里士多德的表达,也要解释重球落地的现象。这里要指出的是,无论亚里士多德、伽利略还是牛顿,他们的发现,都是来自自己的感官,而他们批判并否定的东西却是来自书本。此后,爱因斯坦也是从实验中感觉到,当速度接近光速的时候,质量与时间也是可以变化的,这就拓展了牛顿对于力的表达方式。接下来的挑战是这种知识在表达微观世界时,出现了问题。而量子力学还不能完美的解答这些问题。总之,人类的感官是发展科学最可靠的依据,而书本上的东西,是为了参考和批判用的;尤其在这个信息时代,所有的知识都能从互联网查到。越早学会批判书本就越容易出成果,爱因斯坦甚至说,如果你看一本书后,没有得到书本以外的东西,那么,这本书就白看了。因此,所谓开发心智,就是不断地用自己的感官去认识外界的事物,把你认为最真实的东西表达出来,供自己和别人参考。经过不断的探索和追求以后,就可以逐渐接近真实的世界。有些错误的感知会在摸索中不断地纠正过来。比如,根据照相机的原理,我们可以理解,新生儿看到的世界,与真实的影像是颠倒的。但是,经过他们不断的触摸,闻,听等等,最后被大脑神经纠正了过来。也就是说感官与逻辑思维,共同找到了正确的答案。这种建立在自身感觉之上的思维方法,被称作科学。
为什么,有的人能比别人先察觉到问题?因为,他们平时就注意训练自己的感官,并且以逻辑思维进行验证,坚信自身感官高于一切外来信息。道理就这么简单,可是有人偏说那是天才的灵感,否认别人努力克服精神枷锁的过程。建议这种人,看看毛姆的《人性枷锁》,它描写了一位青年,不断打开自己身上的各种枷锁,宗教,被别人鄙视,爱情(或者欲望),贫穷等等,最终找到自己的理想。其实,人都一样,都有懦弱的时候,比如,在爱因斯坦之前,有不少科学家已经意识到了相对论的现象,但是信而不坚,没敢公布。中国人要想有自己的科学,就要解锁自己感官中的各种误区,以坚定信心。真实地表达,一直是西方世界最重视的问题,这属于语言学研究的课题。内容越是丰富,表达就越容易简洁,清晰;人们从哪个角度理解都不会有错。比如,各种数学公式其实就是用简洁的方式,表达出无限的数值,f(x)表达了所有符合条件的数值。在空间,它们是无数的点,而表达起来,却是如此的简单、明了。中国古代的算数就是因为没有这种表达,变得累赘。累赘的表达,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很多工作难以进行下去。所以说,简洁的表达,能使人们头脑清醒,便于假设和创新。
时代在飞速发展,昨天认为是对的,今天未必。《约翰克里斯多夫》第三卷中,罗曼·罗兰指出:“一切宝贵的东西,它的最可怕的敌人,并非其本身带有缺陷;而是它成为了习惯。心灵的致命仇敌,乃是时间的磨蚀。”但人们需要有一个不变的东西,作为行为的准则。这个基石、就是人民的总体感受。这就是资本主义经常需要投票的原因,让百姓时时用这种方式,简洁地表达自己的总体感受。相反,社会主义者为了独裁,总想破坏这个基石。为了充分发挥人的感官,资本主义对个人的要求,简洁地表达为普世价值。而社会主义,推出了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长篇累牍让你望之生畏。目的无非是,蒙蔽你的感官,让你无法看清独裁者的罪恶。所以,有了社会主义,就不会再有创新能力。美国学界逐渐失去创新能力的原因,就是整体左转,言论自由被剥夺的结果。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尽量使所有的人参与创新与评价,社会主义则是独裁者自吹自擂。社会主义也不需要任何创新,因为,在政治上,创新意味着戳穿各种阴谋诡计。对个人而言,生活在不同的社会,需要设计不同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