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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坚持一种意识形态治国的,都不是资本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绝对不会坚持任何单一的意识形态。但为了汲取各种意识形态的建议,资本主义不会禁止任何意识形态的存在;除非它宣扬暴力排斥异己。言论自由使得各种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中,相互制约,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因此,资本主义的理论总能与时俱进,从来都是不拘一格。它很像老聃所说的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意思是说,宇宙间的事物实在是太复杂了,想用一种意识形态来描绘是不可能的,我仅仅用大和道两个字来勉强做一个提示。既然谁也不能用语言来表达宇宙的规律,那么如何来决定社会上发生的问题呢?老聃没有回答,但资本主义给出了回答,就是数年一度选举领导人,重大事件由全民公决,因为既然社会问题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情,就应该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发表自己的看法,以便接近那个不可知的大道。老聃最后的九个字“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是说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与人类的感官所及,渐行渐远,远去就会偏离,如果偏离了,却还一味推进,就会向反方向发展。换句话说,任何理论,只要你将它无限延申,就会偏离原来的初衷,最后走向反面。弄清楚这个道理,我们很容易发现,所有以意识形态治国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想用一种有限的符号、语言、舞蹈等的无限延申。来概括一个复杂的宇宙,结果不言而喻。儒、释、道、基督教、尼采(希特勒的思想基础)、共产主义、还有很多其他宗教。它们最初都有良好的愿望,但是当这些意识形态被各种政治骗子延申,曲解后,以偏概全;即使夺取政权,也已经罪孽深重,就像哈姆雷特中的那位国王,连对着上帝祈祷的权利都没有。在绝对极权的古代中国,有些帝王在这种情况下,干脆就踢开神明,一条道跑到黑,类似秦始皇、杨广、李世民、朱棣。那时禁止任何发明创造,因此,这些人,依靠心理战,有可能取得收获。但当今世界的人民,已经懂得,只要坚持言论自由,资本主义的发明创造,足可以战胜各种意识形态的极权。这就使得现代的意识形态国家,在没有合法性之外,增加了致命的缺陷,而惯于草菅人命的他们,只能用人命来弥补科技落后上的不足。于是,出现了一次次惨绝人寰的惊天大劫难。
意识形态虽然千变万化,但是有一条是不变的,即永远号称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刘基在《司马季主问卜》中谈到意识形态的可笑:秦朝灭亡后,东陵侯被废弃。他去司马季主那里占卜,想知道自己的命运;东陵侯也不是等闲之辈,他曾经为刘邦出谋划策。他说明来意后,季主说:“看样子您已经明白了天道轮回,又何必要占卜呢?--天道和什么人亲?只和有德(我们讨论过,德是对天道的心得)的人亲。鬼神怎么会灵?靠着人相信才灵。蓍草不过是枯草,龟甲不过是枯骨,都是物(都是意识的表现形态)。人比物灵敏聪明,为什么不听从自己,却听命于物呢?--”也就是说,归根到底,决定一切的(指社会),还是人心,不是任何意识形态。只有言论自由的资本主义才有可能将人性最大限度的展现出来。因为,资本主义与其他任何意识形态之间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资本主义有自己的生财之道,其他的意识形态都没有。有了自己的生财之道,就能繁荣经济,就能使每个人的生活都不至于很穷。当所有人的生活有了保障以后,道德品质就会自然形成。按照孟子对齐宣王的谈话就是:没有恒产的人,没有恒心。所谓恒心相当于我们常说的前途。一个人失去了前途,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最低限度的前途就是,通过努力,日子能够过得越来越好。按照马斯洛的欲望层级来看,也会发现,一旦生活需求满足以后,人类的欲望需求就与公共道德越来越吻合。反之,如果物质生活越来越匮乏,人类的想法就越来越接近罪恶。孟子与齐宣王讨论强国之道时说:“如果您的经济政策,让百姓越来越穷,穷得必须犯罪后,又去惩罚他们,这叫缘木求鱼。但百姓越来越富有,各国的人愿意投奔到齐国,那么,久而久之,齐国自然强大,不必发动战争。”但是,在孟子那个年代,仅仅搞好经济是不够的,后来的秦国可不是依靠经济力量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的统一,是通过各种狡诈、无耻和流氓手段,给中国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至今大陆人民无法摆脱它的影响。只有西方的资本主义改变了这种态势,他们用科技和民心,共同战胜各种以意识形态集权的骗局。发挥了人性,诚信和科技的优势,夺取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这就是资本主义与其他一切意识形态不同的地方。没有资本主义以前,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告诉人们,“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贫穷中不断修炼,以达到各种意识形态的最高境界,才能使政权稳固。但无一例外地,凡能掌权的意识形态,都是阳一套,阴一套,利用各种潜规则获取的。时间一长,这种政权无不露陷。于是就出现报复性的大规模贪腐。相反,资本主义要求人们在生活条件满足后修炼自己的道德,于是,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世界中,几乎人人都有道德底线。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国家的对决,其实就是普世价值与狡诈、无耻的对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