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再来（20）封建主义的养、套、杀

再说司马憙举办九佾的起因是，他听说中山国要废除君主制，改为君主立宪，就想办法让列国一起反对吴运的议会道路。可是，列国都有人认为这是一条好的出路。司马憙得不到国外的支持，又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一没经验，二没耐心，一怒之下，于是排练了大型舞蹈的九佾，目的，一是要逞威风，二是想以此引起各国的注意，从而反对吴运的改革。它的确引起了天下不少学子的关注。中山日报及时发表的评论，认为这仅仅是一种舞蹈形式，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可另一方面，这种惊世骇俗的文章，让天下的士子刮目相看后，司马憙看准时机，邀请了国王次虫，首相萧榕，中山书院院长吴运，教授墨翟，以及数位副教授参观。

吴运一看，“呀，这不是忠字舞吗，原来这是好几千年前的玩意。”

墨翟问，“怎么，你们仙境也跳这种舞？”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仙境中有一种民主国家，他们跳舞很随便，怎么高兴怎么来，可是，极权的封建国家就不成，跳舞必须统一动作。还有一种叫大型音乐舞蹈体操，好几万人跳。”

墨，“有那么大的场地吗？”

吴，“只要不怕花钱，场地不是问题。”

观看过九佾以后，两个人一起回家。经过一家酒楼，找了个位子坐下。

吴，“看来，以后咱们还要教舞蹈课。可是谁来教呢？”

墨，“那和治国有什么关系？”

吴，“咱们要教交谊舞，就是双人舞，否则，这种八佾跟阅兵差不多，又为等级制背书了。”

墨低头看报，只是“嗯”了一声，

他看完报说，“现在各种文书抄写的工作占用了太多人手，应该尽快改成铅字印刷。”原来，直到这时，身份证和报纸，依然有些要靠人工抄写完成。因为突然改成铅字印刷将裁撤大量的抄写工人。

吴运，“墨兄不是希望兼爱吗？这就是兼爱的具体步骤。资本主义的爱是要花钱的。”

墨，“我是要将财富均匀的分配给天下人，但是，这些人却从税收中拿走了太多的部分，这不合理。”

吴，“雇用这么多的抄写员有几重意义，第一，逐渐简化我们的字符，现在的字符太复杂，根本没有必要；文字存在的意义就是能够相互区分的符号，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就可以了。我曾经研究过字的笔画，大约有三十多种，如果每两个笔画组成一个字，那就能组成一千个字，如果每三画组成一个字，那就能组成三万多个字。大量的人抄写，他们就会想办法简化字的写法。第二，鼓励更多的人识字，因为会写字就有饭吃。第三，至少他们是用自己的劳动换得报酬。不像过去那种，以领主的喜好获得报酬。”

墨，“但是，这样不能做到绝对的公平，还是有的人得到的多，有的人得到的少。”

吴，“过去的公平原则是不劳者不得食。现在的公平是，不劳者饿不死，但是劳者却能多得。不可能有绝对的公平。绝对兼爱的想法是有能力的人，一厢情愿。他们一味地想把财富均匀的分配下去，认为这才是最大的公平。实际上是剥夺了接受者的各种权力。”

墨，“什么权力？”

“劳动的权力。”

墨，“劳动还需要权力吗？”

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是一种政治权力，正是劳动与税收使得政府不得不依赖人民而生活。政府的工资来自人民的纳税。正是这个原因，政府才必须遵从人民的意志。这样，我们追求的公平才能持久。如果兼爱是单方面赐予，那么，下一任的权贵不赐予了，或者他开始向百姓掠夺了，是不是兼爱就不存在了？专制主义之所以能够横行霸道，是因为他们用军队和恐吓将人民应有的权力剥夺了。他们把一切说成是自己的，然后，把人民应得的东西，说成是对人民的赐予。人民得到这些东西就应该感恩。”权力是一种待遇，也是责任。这就使得很多百姓不想要它的原因。因为，权力需要思考；否则用错了权力会伤到自己。因此，真到了百姓手中有权不会用的时候，往往出现选择忧郁症。

墨，“这个问题我没想过。概念上的一个小小变动，会导致这么多大问题。我总觉得，不管是施与，还是接受，只要能够比较平均的分配给百姓。怎么说，没关系。”

吴运“当然又关系，而且，现在就有很多人都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了...”

正说到这里，突然听到街上一阵争吵，然后是摔砸器皿的声音。二人跑出酒楼一看，只见几个身穿制服的保安，正在砸一家饭庄《中山居》的器物。周围的百姓都在围观。吴运上前一打听，原来，自从中山国推行民主改革后，政府号召人民用各种方法赚钱。这片封地的主人中行检，发现远郊一处荒地上的饭馆生意很好，而自己在这里的领地，虽然面积不小，位置也很不错，却没有任何生利的能力。他听取了家臣的意见，将那家饭馆的老板请到自己的封地上，答应不收地税，让他开饭馆，这样一来，封地上的人就可以到饭馆打工，时间长了，学会了手艺，各个能够自己开饭馆，到那时，封地一定财源滚滚。没想到，这家《中山居》生意越做越火，可是，由于待遇优厚，伙计们都不愿意另立门户。中行检眼看着《中山居》赚钱，馋得流口水，就是没办法。中行检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中行申继承了这片土地。新的家臣对他说，“先辈们用鲜血得到的土地，怎能看着《中行居》白占便宜？长此下去，对不起祖先，对不起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子民。”于是这一天，他让家臣带人来收回《中山居》的土地。老板说，“这是当初你们保证过的事情，而且立字据为证，怎么说话不算数？”一再求情，可是，新一代的家臣说，“那是上一代主人的意思，已经成为了历史。今天，你是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

墨翟一听这话，气不打一处来，拔剑就要和那人理论。吴运一把抓住他的手说，“这事你管不了，你要是真伤了人，咱们以后好多事情都会被耽误了。”

墨翟说，“你看，这明摆着是欺负人。典型的养、套、杀。”

吴运，“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家也是有理由的。本来吗，地是人家的，你也只能听人家的。现在的法律，顶多判他个不守信用。而在目前制度下，信用不值钱。所以说嘛，你的兼爱理论解释不了这种事。贵族不肯兼爱。你难道都用刀剑说话？管了初一管不了十五。”

墨，“那照你说，就不该管？”

吴运，“当然要管，可不是这种管法。”

墨，“你说怎么管？”

吴运，“办法就是土地改革，土地不能只让权贵私有。权贵有了土地，别人在上面干什么都成了他们的。”

墨，“有道理，可是权贵们答应吗？”

吴运，“只要议会表决通过立法，权贵手中的土地就必须交出来。”

墨，“就现在的议会？他们敢说话吗？而且议会中的很多人，自己就是权贵的家臣。”

吴运，“第一步，先要让百姓在报纸上讨论这个问题。到大家都弄明白，土地改革势在必行的道理之后，就算是家臣也不敢违背民意。”

墨，“讨论从什么地方切入？”

吴运，“人权大于主权，权贵们在自己的领地上，不能胡作非为，一切活动都应该以人的幸福为准则，以普世价值为准则。”

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时，土地所有权一直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因为封建时代，土地就是一切，每一寸土地都是贵族的先辈们用血换来的。所以，只有用血才能被人夺走。而资本主义之所有被视为文明的进步，是因为它把土地视为可以买卖的财产，可以买卖，转变土地所有权的时候，就不必流血。资本主义相信，自己创造的财富，可以更加适应人民的需要，只要有需要，不怕你不用土地来交换。而封建主义考虑的不是人的需要，而是占有。占有者可以高高在上，失去者只能俯首帖耳。占有者是主人，因此要求被占有者的‘忠心’。占有者的一切，来自被占有者的忠心，所以，忠君是封建主义的产物；不改变这种忠心，人就永远是奴隶，奴隶性对国家的害处就是不肯思考，所以忠君，就等于害国。当忠君的思想扎根以后，土地就真的属于权贵，你在那上面建造房屋，他想拿走就拿走，或者他把租金提高，让你承受不了。吴运的企业建立在荒地上，但他担心，如果没有法律的认可，说不定，哪天一位贵族跑来说，这地是他家的，怎么办？这也反映在封建主义王法与资本主义宪法的矛盾上。王法的精神是坚持等级；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不但压制了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腐蚀了封建贵族的自大心态。王法中虽然也有保护弱者的条文，但没有惩罚机制，以及监督机制。也就是说，如果弱者被欺凌，欺压者不受惩罚，被欺压者只能认命。没有惩罚机制的王法，就如同匪盗口中的劫富济贫。高兴的时候，给穷人一点施舍，买个名声，不高兴的时候，硬说穷人也有钱，该抢。宪法的精神则相反，只要是人民，就一定保护。而且有具体的惩罚机制，还有人民的监督。当这种机制深入人心后，只有创新与发明才能发大财，其他投机取巧的渠道都被堵死。反过来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封建主义为所有投机渠道大开方便之门，因为，没人真正搞发明创造，人们没有别的出路。因此，封建主义经济逐渐走向灭亡。而资本主义经济你追我赶，欣欣向荣。1950年代，在封建等级思想的指导下，大陆的土改工作首先就是将人分等，红五类使用一种规则，黑五类使用另一种规则。红五类杀黑五类是不受惩罚的。红五类就是左派，黑五类就是右派，从而又有：‘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由此此，大陆的土改，按照封建主义的方式，掠夺和屠杀，造成一百多万个地主的死亡。其后果是，那些杀人的红五类里面，很多人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也都受到整肃。这说明，不尊重普世价值，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台湾的土改却没死一个人。因为台湾地主的土地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被政府收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