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再来（21）顽固的等级制度

由于文革时的新闻封锁，所以直到它结束以后，吴才知道，原来还可以有不杀一个人就完成的土改。此前，他一直以为，土地改革一定会是你死我活的，因此必须死人。这个新的认识，使他开始认真地研究了历史。他发现，原来，两岸土改的目的，都是为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而当时的中国原有的地主，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主义者。所谓的地主，他们手中的土地已经不是依靠掠夺和封赏得到的土地；是互相买卖得到的，也就是说已经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土地。两岸政策的差别是，大陆方面，开动宣传机器，把地主硬说成是古代，靠掠夺而获得土地的封建领主。然后使用古代封建主义手段，掠夺他们的土地，并把土地赐予了没有土地的农民。这就为两年后，再从农民手里掠夺土地埋下了伏笔。台湾方面则是，在地主原有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上，推了一把，将他们的土地，彻底变成资本，强迫他们进入资本主义。而大陆的做法是，拉了一把，把地主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拉回到古代封建主义，美其名曰收归国有。就土地问题来说，所谓的主权大于人权是封建主义掠夺的借口，而人权大于主权，才是资本主义的进步诉求。后来，吴运读过中共党史，发现，从建党之初，就是这种极权路线，因此，每隔几年就要进行一次党内清洗，因为理不正，名不顺，必须打压正确言论，这个党才能生存。这使吴运更加相信，只有民主，能够救中国。一切的丑陋与罪恶，都是为了维护一个绝对不认错的独裁者。非要这样做，就是与正义作对。

封建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只有简单的劳动，才可以对这种劳动实施计划。只要劳动的形式有所改变，计划就赶不上变化。坚持简单的农耕经济，和坚持资本主义的多元经济，一直是孔丘与墨翟争论的一个重要话题。由于资本主义各种产品的出现，带动了各门科学的发展，到了后来，也带动了农业科技的进步。不肯采用资本主义，就只能是儒家的落后经济。对此，吴运当年在农村的时候，深有体会，他有好几次想为村里办厂，结果，都是由于关键的部位被上级领导管控，动不了手脚，最后只好放弃；除非不走正路子，搞潜规则。所以，没有私有财产的保证，什么事情也做不好，做不了。

到春秋战国时代，封建统治已经有了一千年的历史，计划经济使用了各种责任制，公社制，井田制等等。但是，无论怎样改变，它都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最大的害处就是束缚了人的想象力。所以，各诸侯国的经济，以及思想的发展实际上是在萎缩。萎缩的后果，狼多肉少，就出现了恐怖主义，刺客文化。不明真相的人还在吹捧刺客的侠肝义胆。君主们对于刺客文化的青睐，实际上是不明白资本主义大潮的他们，即害怕丢掉手中的权势，又怕丢掉性命的懦弱表现。资本主义要的是人人生活富足，而当人们生活富足以后，人人都去过自己的小日子，侠肝义胆也就失去了价值。

《中山居》事件之后，吴运再一次在报上撰文提出了土地改革的问题。自然他的观点遭到司马憙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也在灵寿日报上攻击吴运。司马憙在报上说，“自古以来，土地都是由有能力保护土地的人所拥有。土地上的纪律，其实就是国家团结的象征。一旦战争来临，领主就会组织自己土地上的人，起来反抗。如果土地不属于领主，那么，一旦出现了战争，人人只顾自己的小家，谁也不敢站起来反抗外敌。土地就会被别人拿去，变成别国的土地，我们的人民，将为别国的领主种地。吴运要求土地改革的观点，实际上背离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说一套，做一套，表面民主，实际上是大财阀的专政，权力从原本代表人民的国王手中，转移到大财团的手中。”适应了君主体制的百姓中，有一大批司马憙的粉丝。他们在报上为司马憙加油。认为，应该把权力从议会中夺回，从新交到国王的手中，国王才代表人民。

吴运知道，司马憙已经因为宪法的实施，将他那“死罪三世无不赦”的免死金牌就作废了。因为君主立宪后，国王无权允许任何人的后代杀人不偿命；否则就是草菅人命。由此，司马憙心中对于宪法一直有抵触情绪。但是，事关中山国国运，吴运也没办法，必须针锋相对。如今只是在报纸上骂战，远比以后刀兵相见要好得多。

吴运辩解，“我不这样看，无恒产则无恒心。领主有决心抗击外敌，是因为他们有恒产，不抗击就丢失一切。但无论谁胜谁败，平民的生活，照样是食不果腹，生不如死。正是这种恐惧，才导致平民不恨敌人，却对贵族没有好感。如果平民和贵族一样，有了土地，他们还会这么想吗？”

前面说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土地不能买卖，只能抢劫，谁抢到就是谁的。还有一种获得土地的办法就是君王的赐予‘功臣’。这两种方法的起因和结果，都是战争，为了这个简单的土地流转，大批的劳动力死在战场。而劳动力消失后，更没有人去种粮食。粮食少了，饥饿的人就更多了，恶性循环，君主根本不管百姓的死活，打着忠君爱国的旗号，一次又一次地发动掠夺性战争。但是，必定春秋时代，距离原始的自然社会比较接近，韭菜还没有那样多，人们还懂得，爱国不能当饭吃。因此，很多人就开始质疑战争。打赢了，百姓得不到什么好处，只不过君王多拿到一片地。打败了，给其他的君王交税，反正自己得不到好处。但根据资本主义的原理，土地应该算是一种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所以，必须有一个‘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约定，经过全体人民约定后，就不能更改。即使靠掠夺得到土地，也不合法，只有依靠买卖得到的土地才合法。在这个问题上，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水火不容。其实，自从原始社会结束以后，人类社会就从来没有过公有制。只有两种私有制，一种是君主私有制（所谓，朕富有五湖四海），另一种是百姓私有制。到了二战前，希特勒发明了一种党魁私有制，也就是说，一切财产，党魁说了算。最多不过是与身边的副手商量一下。它实际上是在多数人暴政，失去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党魁将所有的财产掌控在手中。比希特勒更狡猾的人则使用文字游戏，硬把党魁私有制，说成是公有制。所谓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必须是在公民之间相互认可的基础上，才实现的，只要是没有公民投票表决才能改变现状的制度就不是民主制。民主制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放心地，自由地生活的制度。有了它，人人都能放飞自我，开发想象力，从事创新活动，创造财富。相反，没有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只能说，君主与韭菜相互猜忌，谁也不敢想更多的事情，每天就是勾心斗角。不肯创造财富，只想着多分一点残羹剩汁。

司马憙，“没有了领主，就失去了等级，军队就无法听从指挥，就没法打仗。因此号令一致才是追求。只有这样，才能百战不殆。只要恢复过去的君主制，有我们伟大的君王做统帅，中山国就会无往而不胜。兵法有云，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意思是说平时能够经常教导人民听话的国家，他们的人民就容易驯服。平时不注意教导人民听话的国家，人民不容易驯服。平时习惯于接受教导的人民，成为士兵后，也容易接受将领的指挥。这就是封建主义，一切为了战争的做法，一切靠纪律解决问题。资本主义的政策是，一切为了生活，不要求听话，反而要求人人有自己的思想，崇尚创新，以新技术解决各种问题。

吴，“战争来临，当然需要纪律，但人是有理性的，他们会分辨什么是战争，什么是和平，不能永远为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战争，没完没了的准备下去。就好像你不能每天都防备着水灾、旱灾、蝗灾而不种地一样。我们真正的生活，还是需要生产，不生产，到了战场上都没有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