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再来（33）粮食

吴运，“这个问题很好，我们过去的教育被称为应试教育，是儒家思想的余毒。就是死记硬背，老师知道的一定要比学生多才成。试想，如果老师知道的一定比学生多，学生知道的一定比老师少，那么，学生的学生，知道的更少。这样，一代代传下去。最后一代人就是什么都不知道，越学越少。我们的社会由这种傻瓜来领导，怎能不衰败？根本的原因，还是土地拥有权的问题。如果你无论怎样创新都改变不了你没有土地，永远是个流浪汉的命运，你能怎样努力？第一种就是像孔丘、孟轲、商鞅那样，跑去给诸侯当帮凶。还有一种就是躺平下来当隐士。但是，当人人从法律上拥有了自己的事业以后，新的教育，新的需求，促使人们必须是开启式教育。老师知道的东西不必比学生多。老师要学会与学生讨论问题。老师给学生的成绩没有分数，仅仅是评语。这就需要保证老师的生活水平，足以成为一位正派的老师。成为正派人的条件有三个：一个是生活保证，另外一个是民众的舆论自由，还有一个是法律公正。同时，作为老师也应该明白自己的责任，如果他们教出来的学生没有创造能力，那么，国家的经济就会衰弱，他们自己的收入也保证不了。舆论环境就会变坏，法律系统就可能腐败。但是，当儒家礼乐文化盛行的时候，意识形态取代了应有的知识，应试教育就成了压迫青年的手法，它不是开发你的眼界，而是消磨你最好的年华。吃着地沟油，操着帝王的心；不承认自己是被割的韭菜，却在别人的镰刀刃上跳舞，指点江山。”

司马憙等一班权贵虽然经过战场上的失败，冷嘲热讽的毛病，依然不改。根本不相信这种乌合之众能够有什么作为。他认为，吴运上次的胜利，仅仅是巧合。他知道吴运正在试验新型火药，但他还是不屑一顾，他说，“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武器。大炮和火药是纸老虎、纸老虎。”他重复了一遍‘纸老虎’有意挖苦吴运发明的造纸术。

他也知道自己说不过吴运，只好联合几位过去的大臣发明一些口号：吴运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是一种忘本的思潮。不忘初心，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我们的国家就会混乱不堪，没有大王的领导，我们的江山就要改变颜色。这些人不但自己写文章攻击吴运，还怂恿其他六个大国，一同发起保卫礼乐，保卫忠字舞，保卫江山的大宣传。面对来势汹汹的舆论压力，吴运即不惧怕，也不慌张；文化革命已经使他百炼成钢，对于这种宣传早就胸有成竹了。他的信心来自中山国的这群遗老遗少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只有没有防火墙，他们的宣传必定失败。

司马憙希望挑起对外扩张，以此提高正规军的地位，他在中山日报上发表文章，“中山国是依靠自己的双手赢得了人均GDP超过别国的成绩，这就证明，中山国的人民是最优秀的人民，我们有责任解放其他国家的，那些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为全天下受苦大众，过上像我们这样的好日子而奋斗。但是，我们的人民变得越来越颓废,什么,天空飘过五个字，那都不是事。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好像建设和保卫中山国的伟大事业,没他什么事。”

《中山日报》有关农业与土地的讨论引来了樊迟有关农业发展的文章。他谈到，“为什么各地农业的亩产量不一样，这与种地者的能力是否有关？难道这是无法改变的事情吗？如果我们能够将亩产量提高百分之五，那么，每二十亩土地就等于多出一亩土地的粮食。”

吴运做出回答，“提高亩产量是一条非常可行之路。目前，我们的亩产量只有八十斤。我们完全有条件通过各种手段，将亩产量提高到一百六十斤，二百四斤，甚至更高。要想学会农业技术，首先要懂得什么是化学以及物理。这些技术，需要每个农民对自己的种植方法进行思考，并提出要求。但是，如果土地不是自己的，没人会这样尽心思考，而亩产翻番的计划也很难成功。”

樊迟，“如果按照这样计算，我们只需要现在的三分之一土地，就能种出相同的粮食。列国之间，因为粮食而引起的战争就不会发生。”

此时，孔丘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让亩产量增加两倍，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从古至今，谁听说过把亩产量增加一倍的事情？什么是化学？按照字义来讲，就是天地造化之学。能够参透天地之造化的人，那还是一般人吗？那不是圣人吗？吴运想用这种方法，把自己打扮成圣人，不自量力。作为一个君子，就应该恪守本分，不要胡思乱想。不要去想不可能的事情。”

樊迟，“请问孔先生，种庄稼的时候，什么是最重要的？”

孔丘说，“种庄稼的事情，我不如老农民，这事你别问我。”

樊迟又问，“那么孔先生能否说一说，种蔬菜的要领？”

孔丘说：“我不如菜农。所以，不要问我这个。这都是小人才做的事情，你应该多学一些君子该干的大事。将来你当了大官，只要懂得爱好礼仪，老百姓就不敢不恭敬你；只要懂得爱好道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你；只要懂得爱好诚信，老百姓就不敢不诚实的。如果能够做到这这些，那么，四方的老百姓就会背负幼子前来归服，何必要自己来种庄稼呢？”

吴运问，“孔先生希望四方的百姓来回归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他们来当你的韭菜吗？当他们安居乐业以后，你讲仁义道德的目的，是让他们不敢提出自己的见解吗？你说种庄稼是小人做的事情，但如果发生了水灾和旱灾，地里长不出粮食。那么，百姓还会留在这里吗？如果，百姓因为没有粮食，都离开了，那么，你的仁义礼智信，讲给谁听？”

孔丘，“种粮食不是君子需要考虑的事情，只要百姓归来，他们自然有办法解决。”

吴运，“那么大禹治水为的是什么，难道不是为了解决粮食被水淹的问题吗？”

孔丘，“他是为了解决百姓的居住问题。”

吴运，“他不管粮食产量问题？”

孔丘，“既然是上天的安排，谁也挡不住，不演习礼乐，你就能解决了吗？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只担心道不能行，不用担心贫穷。”孔丘的意思是说，种地的人也有挨饿的时候，但是，当了官，有了俸禄，就绝对不会挨饿。而只要明白什么是仁义道德，就能当官。

吴运，“种地的会挨饿，当官的不会挨饿。那么当官的粮食是从哪里来的？难道不是从种地的那里搜刮来的吗？百姓要这些当官的就是为了被搜刮吗？”

孔丘，“做官的人，必须先要苦练修齐治平，才有资格当官。没有他们的修齐治平，就没有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吴运说，“按照孔先生的说法，礼仪道德是个纲，纲举目张，对吗？”

孔丘，“不错，就是这样，你要学会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不重要的事情，要为重要的事情让道。懂得政治正确，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吴运说，“遇到荒年，颗粒无收，只有小部分人能吃饱肚子，那么，是应该让小人吃饱活下去，还是先让君子吃饱活下去？”

孔丘，“这个要看情况。”

吴运说，“如果粮食给了君子，让百姓饿死，那么，他还是君子吗？”

孔丘，“要看情况。”

吴运说，“如果粮食都让小人吃了，那么，社会上还有君子吗？所以说，您那套理论，就是在丰收的年景，骗骗人而已，真到了国家有难，你们跑的比兔子都快。而且还一套一套的，什么‘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什么‘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孔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怎能一概而论。”

吴运又说，“天子和百姓只剩下一碗饭了，是天子吃还是百姓吃？”

孔丘，“当然是天子吃。”

吴运，“那么百姓就该饿死？”

孔丘，“当然不是，而且也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怎么会就有一碗饭呢？年年种地，怎么也有几十碗饭。”

吴运，“汤王当年祈雨的时候是说，‘这是我一人之罪，请不要连累万民；就算是万民有罪，也是罪在我一个之身。不可因我一人的无能，而使上帝鬼神，伤万民之命。’于是剪发，缚手，将自己当作牺牲，向上帝祈福。”

孔丘，“那是汤王爱民之心，但是，作为草民，就应该懂得爱戴君王，而不是一味要求君王的仁爱之心。只有君爱民，民拥君才能达到和谐社会。”

吴运，“君爱民好比商人爱顾客，因为顾客是商人的财源，人民是君王的财源，是君王的韭菜。民爱君，好比顾客爱商人，反正是要付钱的，因为君王是镰刀。你说，只有圣王的仁爱之心，才能使每个百姓都得到一碗饭，但粮食毕竟是百姓种出来的，圣王变不出来。如果我用物理、化学的方法使得每个百姓都得到两碗饭，那么，我算是圣呢还是贤？你连这一碗饭怎么来的都不知道，你怎么就那么肯定不会只有一碗饭。只要把这个民主选举问题解决了，既没有危邦，也没有乱邦。你们这些儒生自然趋之若鹜。”

孔丘此刻算是转过点弯来，他反问，“那么你怎么解决这许多问题呢？”

吴运，“我不是说过吗？我的方法是提高亩产量，亩产量提高一倍，我们需要的粮食就能多一倍，等到你们没有粮食的时候，我们还能有一倍的储量，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孔丘，“别跟我说那没用的，又来什么亩产量增加一倍，那都是废话。”

吴运，“必须打破传统观念，才能解决前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通过化肥的使用，中山国的亩产量已经达到200斤，而天下各国的亩产量不到100斤。这就是中山书院，农业系的学者们精心研究的结果，是我们生产的化肥在起作用。化肥和仁义道德没关系，也就是说，小人能够解决吃法问题，君子解决不了。君子也许能够祈求上苍而得到一碗米，可是，使用小人的方法，不用祈祷也给你两碗米。因为，这是一种与礼乐文化不同的知识；儒家从来没有想到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