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再来（50）商鞅的抗辩

其实，孟轲说的国人暴动，驱逐厉王。并不是说百姓起来赶走周厉王，而是当时共国的伯爵，名叫和，所谓共伯和，鼓动百姓造反，才成功的把周厉王赶走。共伯和掌权以后，销毁所有不利于自己的文字，脏水都泼到对手的头上。就有了国人暴动的故事。

吴运，“这么说，国人想尊谁为王，谁就是王，不想让谁当王，谁就得走人？”

孟轲也是没注意，顺口便说，“那是自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吴运，“那用选票决定天子不是更好，更准确吗？因为仅用‘国人’两个字，说明不了问题。而选票告诉你，具体由多少国民支持他，由多少国民不支持他。一个国家的领导怎能草率任命？”

一下给孟轲问住了。因为这个做法，根本违背了儒家尊尊亲亲的原则。他不敢继续说下去，因为，继续讨论就会出现太多犯上的议题。儒家本来就是一股权力崇拜的思潮。如果没有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话，秦始皇也会是儒家崇拜的圣人。

吴运见孟轲答不上来，就把话题扯到商鞅身上，“请问商鞅先生，如果不断的用对外发动战争来解决内卷问题，那么，倘若有一天，天下统一为一个国家。没有其他国家了，是不是还得内卷，还得内斗，还得分裂？”

商鞅，“这不是我考虑的问题，真到了那一天，自然有人会考虑。我可能早就不在了。”

吴运，“也就是说，商先生的想法，不过就是为了临时解决自己生活问题的权宜之计。不是长久之计？”

这话让商鞅很没面子，他说，“也不是，这种思想能解决的问题，可比我的生活问题，范围要大多了。”

吴运，“那么你认为，在各种竞争中，是思想的力量大，还是身体的力量大。”

商鞅，“我认为体力更重要。巧言善变，聪明有智谋，是民众违法乱纪的助手；儒家繁琐的礼节，使人涣散意志的音乐，是导致民众放荡淫佚的原因；仁慈是犯罪的根源；担保、举荐，是罪恶的庇护所。”

吴运，“我也不认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但我说的思想，是另外一种知识，是真正的思想。本次论坛不是叫做‘道得’论坛吗？它的含有就是，每个人对于道的认识都不同，都有自己的心得。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思想，就一定是儒家的想法？”

这一下给商鞅问住了，不过，他很快就想出一招，反问，“那么，你说的新思想，是什么呢？”

吴运，“商先生可知我们使用了什么方法战胜了赵国。”

商鞅，“不就是一种带火的弓箭吗？”

吴运，“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不过既然你提到了带火的弓箭，咱们就说这个箭是什么东西。如果没有对它的特殊认识，怎么能够把它用到战场上？它的原料到处都有，加工方法也十分简单。至于怎样把这些原料放到一起，让它在最恰当的时间做最该最的事情，那就需要动脑筋了。”

这话商鞅很爱听，因为，他的《商君书》中也不断的解释，在最恰当的时机经行最恰当的动作往往将效率提高。只不过，他说的是把人力的效率提高，而吴运说的是，使用器具效率的提高。

吴运便把中山国的几件新武器讲给商鞅听。他听完以后有些发懵。吴运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书院能够制造出这样的武器吗？因为我们的研究人员都是自愿的，没人强迫，自由发挥自己的意志。他们聚集到一起，有些来自担保，有些是举荐的，还有自己考试进来的。按照先生的说法，难道他们就是意志消极，放荡淫逸的？可我却知道，他们是根据自己的兴趣从事自己的事业。这就是中山国一定能够战胜你那种，一切行动听指挥，艰苦训练的军队的原因。”

商鞅，“怎么可能？”他从来都是反对举荐和担保，更不知道什么是考试，他只知道君王的选择永远是最正确的，不思考其他一切可能。因为环境告诉当时的学者，没有君王的认可，一切都不可能。这就是文革时期，没有书记的认可，一切皆无可能的原始根源。几千年来，中国的学术思想，其实都在这么一个封闭的圈子里面，寻找残汤剩饭。

吴运，“试想你自己，如果让你从小就被强迫整天务农，整天训练武艺，没有休息时间，你能写出《商君书》来吗？想想自己，就知道别人怎么想。在严苛的条件下，你写不出《商君书》那么在同样的条件下，别人也不会开发新思想，发明新器具。强迫每一个人进行体力劳动（或改造），无异于把一个个思想家，发明家赶到角斗场上。他们思考的内容也将变为求生的尔虞我诈，而非为了改善人类生活所积累的理性思维。到了真正的战对决时，两种社会就能明显的分出不同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中，没有真正的思想家，学者们思考的都是如何让自己存活的市侩哲学。这才是内卷的真正原因。”

商鞅的思想是世界上，所有独裁理论的最高成就。他的《驭民五术》分别是：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壹民（即愚民）是：必须让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心里想的一致，没有二心，劲往一处使。弱民政策是：根据“民弱国强，国强民弱”的政治公式，“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如果百姓的力量强大了，就会欺负到统治者的头上，这就等于削弱了国家的力量。因此，以意识形态进行统治的国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压抑民众的欲求、智能、意愿、权利、财富，限制其百姓参与社会管理和国家行政的条件。疲民是：让百姓疲于奔命，消耗百姓之间的各种力量，以达到弱民的目的。也许有人会说，这不就是内卷吗？其实，并不完全是，因为，商鞅的总方针是凝聚一切力量，发动战争。辱民是：让百姓失去自尊，让他们互相揭发，这样的话彼此没有信任感。试想，如果一群人互相猜忌，那还能抱团对抗政府吗？贫民是：不让百姓有闲钱，整天为了一点钱奔波，生活都顾不着了，哪还有那么多时间想别的？

在以上五种方法中，商鞅对于弱民的思想特别下了一番功夫：“以强攻强，弱；以弱攻强，强。” 意思是，用一部分土豪去消灭另一部分土豪，那么剩下来的还是土豪，国家还是处于弱势；只有用弱民打土豪、分田地，把土豪给消灭了，剩下来的就都是弱民了，而国家就处于强势了。另外，“以奸驭良”也能有效的削弱百姓“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意思是说，国家用善良的人来领导民众，一定会导致衰败。国家用恶人来统治百姓，才能强大。因为奸民流氓可以唯利是图，党性取代人性，他们能让良民个个变成不敢反抗的韭菜。再有：“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至死。”意思是说，取消各种商业活动，让百姓只能从种地上面获得利益，只能从军功上面获得名誉。那么，百姓就一心一意的种地，而作战时，心无旁骛，不惧死亡。最后：“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意思是说，百姓不断受到侮辱，就渴望得到荣誉，渴望得到立功的机会，（文革中许多黑五类的子女争着到艰苦的地方），百姓如果贫穷，就对金钱渴求。而国家呢，用高压治百姓，百姓就会乐于被用；给点阳光就灿烂。用各种奖励刺激战士，他们就视死如归。相反，“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民羞辱以刑，战则战。民畏死、事乱而战，故兵农怠而国弱。”意思是说，百姓如果有其他渠道获得荣誉，就不会在乎官位。百姓如果富裕了，就不在乎什么赏金。因此，只有用高压手段，才能让百姓愿意上战场。如果百姓害怕战争，国内秩序必定混乱，士兵与农民都不肯尽心，国家就不会强大。

商鞅的是毛的偶像，从井冈山开始，毛就采用了商鞅的做法。不仅如此，毛还发展了商鞅的思想。在三湾整编上，毛就是因为当时发不出军饷来，给士兵戴高帽子，告诉他们，革命者是不应该在乎钱的，在乎钱就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后来，在文革经济崩溃的情况下，毛再次用这一手发动了上山下乡运动。这种手法，孔丘，韩非等人也都是赞同的。比如，一次，孔丘遇到火灾，他说，用奖励不能刺激人们救火，就用惩罚，谁不救火就罚谁。这些建立在等级之上的自私手段，逐渐打造出古代和现代的魍魉世界。

在古希腊时代，斯巴达人也是利用类似的方法治理国家。他们的儿童，从出生那天起，就是国家的财产，身体有残疾的婴儿，直接从悬崖上扔下去摔死。男孩在7岁就被编入军训组织，参加各种艰苦的训练，其中一项是训练盗窃。斯巴达人对盗窃行为的惩罚非常严厉。因此，盗窃者就必须练就身手敏捷，狡猾凶残以躲过惩罚。政治课程就是加强爱国而不要爱家的意识。斯巴达没有城墙，这种训练有素的男人就是“斯巴达的城墙”。训练一直持续到29岁。正好是中国的而立之年。

无论如何，《商君书》探索并试验了人类道德的最低可能。在这一方面，欧美国家望尘莫及。这为后世的政策制定者留下了宝贵的财产。

吴运遇到商鞅可说是冤家路窄。吴运想要的资本主义，正好相反，主张：商品经济，多样化，在人民物质丰富的基础上，产生自尊，在自尊的基础上热爱自己的社会。以新思想增加战斗力，不依赖艰苦的训练而是资本的力量等等。商鞅的一切思想，就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定的：不准娱乐，不准穿漂亮衣服，不准雇佣，不准经商，不准思考。商鞅的这些想法也是毛最看重的；虽然毛本人喜欢思考，也喜欢女人。后来，商鞅在秦国的做法是根据战士带回来的敌人首级数量计算战功。带回一个首级，爵位升一级。升到四级以后，就按照类似几何级数的首级数量才能再往上升级。到了将军级，则需要杀掉几千个人以后才能升一级。战场上，士兵往往因为争夺一个首级而互相残杀，甚至杀害普通百姓冒充敌人的首级。随着获得爵位的人数不断增加，爵位含金量也逐渐缩水；秦国政府拿不出钱来犒赏爵位获得者。怎么办？想方设法给他们的父母治罪，然后说，用爵位可以赎家人的罪。商鞅的思想造就了后来秦国的‘虎狼之师’，而斯巴达人教育出了以三百人，抵挡住五十万波斯军队的奇迹。同样，奇迹过后，两者消亡的速度也十分惊人。

论坛中，几乎没有人支持商鞅的观点，他感到非常失望，默默退出论坛，不辞而别。

吴运从这场辩论中明白了，共运兴起的理论，其实就是用孔丘，“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简单想法，唤起千百万人的欲望。开始的时候，美其名曰：劫富济贫。但是，运动发展到后来，经济遭到破坏，不得不采用商鞅的做法：高压手段，压榨人民。当年周王朝建立的时候，也是打着类似的旗号夺权，开始也很清廉，召公奭连一个办公室都没有，在一棵棠梨（甘棠）树下办公；足见其清廉的程度。但是，几代以后便开始骄奢淫逸，压榨百姓了。纳粹德国也展示了这个过程。南非也有这种现象，当年清廉的曼德拉，与当下南非的政治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没有法制和三权分立，无论怎样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也不会脱离野蛮的社会，也只能停留在小康水平的魍魉世界。能够长久发达的国家，无一不是用三权分立的方法，保持一个大同社会。通过辩论，吴运也明白了，由于内卷对诸子百家来说，是一个他们从来没思考到过的问题，所以有些难度。因此，他和墨翟，刕娜娜以及几位中山书院的人商量后，准备第二天辩论公平与正义的问题，然后再看情况而定。

晚上回家，吃饭的时候，儇橘说，“今天我到你们书院去散步。本来是想看看你说的那位毛嫱，可是，没找到。却看到好多人在那里开会。我看见有一位穿着藕荷色长衫的小伙子，长得真帅。他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