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再来（52）权力制衡

吴运，“就是选举制，周公的政策，实际上是任人唯亲，而太公的政策是任人为贤。任人为亲，新思想，被等级所压抑，注定内卷。任人为贤，新思想不断取代旧思想，在人事上，必定出现新人代替旧人的现象。在独裁者眼中，新人取代旧人就是弑君，但是，用选票解决问题，那就没有必要弑君。所以说，要想回归大同世界，天下为公，只有通过选票才有可能。经常按照人民的选票更换君主，不是坏事，那是好事。它避免了各种弑君的图谋，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孔丘，“只有明君才能做到‘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没有明君，让百姓自己管理自己，那还不乱了套，人人都为了自己着想，谁抢到就是谁的，怎能平均分配？”

吴运，“孔先生一直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其实，所有的学者都不反对这个结论。倒是有好多‘主义’用它做为幌子经行独裁。独裁者歪曲了‘平均’概念，任意践踏人权，让百姓相信，必须豢养一大批不从事生产，只管维稳的官僚，才能有效第分配平均。其实，不平均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些人的腐败。政府组织越大，贪官污吏就越多。真正解决贪腐问题的办法就是群众举报，媒体揭露。哪一次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是为了打到前代的恶行；强调让百姓过好日子，可是，哪朝哪代最后不都成了腐败横行？”

孟轲，“应该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方针。”

吴运，“提倡这种方针是良好的愿望，但要实施起来，就必须对君王有一个监管机制。如果君王非要‘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有什么办法约束君王？约束不了，一切都白搭。”

孔丘，“古代，尧舜之间的禅让，也类似于民众选择。因为，尧在选择舜以前，曾经征求过各地人民的意见。舜立木牌于交通要道，称为华表，供人书写谏言，针砭时弊。”

吴运，“因为尧虽然征求各地人民的意见，但那是他个人征求的意见，最后做决定的时候，还是带有个人的偏见。不是真正的民意，真正的民意是需要人民自己来表达。另外，仅仅一块木牌是不够用的，随着社会的发展，问题越来越复杂，这就是我们办中山日报的初衷。”

孔丘，“任何人调查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参加进去，怎么能责备尧呢？”

吴运，“当然，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做事的原则也不会一样。所以，就需要更多的人来参加意见。就需要人民来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孔丘，“那岂不变得几个党派没完没了的恶斗，更不会有安宁的日子。”

吴运，“这是因为我们在一个集团统治下生活的太久，已经不理解百姓其实都是爱好和平的。在没有这套礼仪制度以前，各个酋长是怎么产生的？还不是大家推选的，只不过没有形成明确的制度而已。”

孔丘，“这种事情，不应该形成明确的制度，形成明确的制度的话，很多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就不好处理了。比如，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管叔、蔡叔、霍叔制造流言诬陷周公阴谋篡位。如果三叔按照成文的制度，非要置周公于死地，那么历史上就不在有周公了。”

吴运，“反对成文法，就说明所谓的贵族，没有执政能力，害怕别人批评的时候有依据。如果明白了法律是人民来决定的，人民也可以更改法律，那么，周公就不可能被冤枉。他可以要求法院对他进行调查，还他以清白。给三叔定罪。就是因为没有成文法，才会出现谁有权谁说了算的局面。”

原来，当时有几个国家已经出现了铸造在鼎上的成文法。比如郑国和晋国。没有成文法以前，法律任由贵族解释，一切都是暗箱操作，反正是老百姓吃亏。老百姓吃了亏能怎么办；躺平呗。因此，没有成文法以前，这两个国家的生产力低下。而有了成文法以后，生产力明显提高。但孔丘坚决反对成文法。理由是，没有成文法以前，百姓们对于贵族有着一种敬畏之心。而有了成文法以后，百姓能自己看到法律条文了，他们就再也不尊敬权贵了。后来，陈云坚决反对中共制定‘新闻法’也是同样的理由。“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从非成文法到成文法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与中国古代铸刑鼎相同的年代，古罗马的贵族被平民逼迫将法律条文刻在十二块铜牌上，称为十二铜法表。有了它，人类对于社会的各种推理才有了可以交流，改进的依据。类似于科学有了数学的验证。可是，儒家为了维护一姓独裁，以及中共为了一党独裁，故意模糊成文法的作用。这就等于从科学中去掉了数学。所以，中国从古至今，发展的都是无法求证的学术，最明显的就是神话和武侠作品领先世界，理解了这一点，再回头研究儒家和法家就知道，学术与文艺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吴运所做的，不过就是不断的要求儒家证明自己说得每一句话。吴运感觉奇怪的是，“李约瑟难题”被人热炒的时候，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想过，中国最大的病根就是独裁取代了公决，亲情取代了正义？

孔丘，“为了维稳，一切都值得。”

吴运，“你可以为了维稳这样做，但是，以后这种国家挨打可不要埋怨别人。如果是人民来决定的话，会怎样呢？就像远古选酋长那样，明白人一定比糊涂人多，因此，三叔的阴谋就不能得逞。此外，成王年幼，不能亲政，这一段时间就等于没有天子，怎能稳定？反过来，如果由百姓决定的话，这一段空白期就不存在，只要一天就会选出一位身体健康，成熟、稳重的天子来。而且，四年一大选，百姓也放心他，不会做的太离谱，否则就没有他的下一任了。”

孔丘,“每四年选举一次,那还不人心惶惶,没有安宁?”

吴运，“如今，天下虽说是父死子继，可是，很少有四年之内不出现政治动荡的时候。也就是说，任何政体每四年之中，必有大事发生。这就说明，四年更改一次，很有必要。每次改变政策，都是在缓解矛盾。矛盾不能得到缓解，积累多了，只能革命。”

孔丘，“这么说，你不相信圣王能够管理好天下。”

吴运，“我不相信任何人，依靠自己的努力能够管理好天下。天下太大了，只有所有的人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以后，才能让大家从各个角度，把问题看清楚。极权统治的危害就在于，所有的问题都被一种声音掩盖了。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的不够卖力将会是一种罪行。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接下来，谎言的水平提高：混杂部分真相的说谎比直接说谎更有效。这就是从大同社会走向小康，然后继续内卷和堕落的整个过程。”

听到了这段话，邹忌的感触最大，他不但自己有过深刻的体会，而且，还把自己的认识告诉了齐王，并得到齐王的支持，接受百姓的建议使得齐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当他听到吴运的这番话以后，认为自己所做的那些，甚至齐王所做的那些，还真是远远不够的，难怪中山国变得如此强大。

孔丘，“无论办什么事情，最后都要有一个做决定的人，最后拍板。不能总是投票决定吧。”

吴运，“当然，有些决定，必须迅速做出。因此，选出了首相。他有一定的权限，权限以内，他做出的任何决策，即使做错了，他也不必负责，这是法律的规定。”

孔丘，“我还是觉得议会制度不靠谱，比如，外敌来犯，你也要召开议会，审核君王的决定是对是错，等你会开完了，人家已经打到会场门口了。再开会吗？”

吴运，“遇到战争，首相被授予调动军队的权力，甚至是独裁的权力。但毕竟更多的问题是和平时期发生的。民主制度的好处就在于互相牵制，三权分立。谁也不能走向极端。这就保证了温和派总会有一定的势力。因为，激进派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能够解决问题，但是，一旦激进派占了主导地位，事情就会变质，你看看，从桀到纣，其实都是激进派，不听人劝，一意孤行。以后人们也能看到，导致国家灭亡的，从来都是激进派的胡作非为。或者说，民主政治中，就是因为有了温和派，使得各种思想，主义都有表达的机会。各种言论的自由表达，形成一个巨大的阻尼器，它有效的阻止了各种激进派的过度膨胀。反过来说，言论管控是激进派的保障，因此，激进派只要有任何一点机会，一定会禁止言论自由。就我们日常交往中也能看到，激进的人总是不等别人说完话，就说个不停。”

孔丘，“照你看来，如今的各家各派，没有一个能够治国平天下的？”

孔丘想用这话鼓动各家，一起对吴运开火。

吴运也不怕，“正是，目前没有一家学说能够单独治国平天下。只有各家都发表自己的看法，由百姓来决定哪家对他们自己有利，才有可能在短期内，暂时平天下。数年一过，世殊时异，斗转星移，因此，重新选人就是必须的。”

孔丘，“那么像治水这样的大工程，十年才能完成，换了人，工程就会变成烂尾工程。或者豆腐渣工程。”

吴运，“这是两回事，工程与政策不一样。换了人，会出现烂尾工程，只能说明，在极权体制下，人们没有恒心。本来就是上面拨款下面贪，只要你有权，没人敢监督。因为财产都属于一个集团，只有那个集团的首领一人有恒心，他一死，或者下台，烂尾工程就不可避免。民主制度很少出现这种问题，因为，在启动工程的时候，多数人都是赞成的。钱是百姓的，每个表达意见的人都有自己的恒产，他们思考问题是为子孙后代做打算，自己花钱，自己监督。这就是说，在民主制度中，人可以变，事情不会变。所以民主制的任何工程，那怕是需要上百年的工程都会有条不紊的延续下去。因为，民主制度下的人民懂得，当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既然有充分表达的自由，为什么事先没有发现问题，能怪别人吗？极权体制下则相反，因为禁止言论自由，所以，当雪崩发生的时候，只有那个设计制度的思想体系需要负责。”

孔丘退了一步，“为什么三权分立，不会是更多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