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再来（54）想法幼稚

吴运，“这就是为什么周朝越来越内卷的原因。儒家想以仁义的说教，让人就范，法家想以功利控制人。就是不肯让别人自然的活着，没有自然人，就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社会就内卷，内卷的结果就是经济凋零，互相内斗。‘内卷’使人们看不到出路，就只能认权力，所以才出现舆论被权力操控的现象。如果人人都有了自己的发展方向，权力就很难操控舆论。人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选举就无法被愚弄。如果，君王是真正选出来的，大家就知道国家是自己的。大家懂得了，贿赂任何人都是对自己的伤害，那么，选票就不会被蓝、金、黄左右。韩先生说的这种，百姓心口不一的选举，只有在极权体制下发生，因为，选举不是百姓的自由意志，而他们也害怕秋后算账。”

韩非，“王良、造父是两位天下驭车能手，如果让王良掌握马勒的左边，使造父掌握马勒的右边，那么，马连十里也走不上，这是由于两人共同驾驭、相互干扰的缘故。多党竞争，就好像两个马夫御马，怎能治理好国家？”

吴运，“韩先生还是在一党专政体制下生活得太久，不理解多党竞争的真谛。一党独裁不需要对百姓负责，各个挂名的党派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但是民主体制下，你不为百姓着想，百姓就不选你。所以，最后，两党都不敢脱离百姓太远。而且，最后胜出的党说了算，怎么会被别人干扰？”

韩非，“我见到的各国，只有在对外战争的时候，才会团结一致，平常都是各有各的盘算。”

吴运，“韩非先生的想法类似商鞅，有些简单化。为什么这样说呢？韩先生的《八奸》中谈了八种君王要注意的事项，《亡征》中写了48种国家的灭亡可能。《安危》种提到：使国家安定的方法有七种，使国家危乱的途径有六种。用简单的方法汇总了古代已经发生过的东西。这和孔丘的修齐治平是同样的作用。只不过，孔丘的做法是从自身修养做起，太慢，慢到什么程度呢？孔丘自己一直修炼，到了现在还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那要到什么时候才适合从政呢？韩非要求快，直接要求君王看完了他的著作后，立刻变成完人。君王做不到，责任就是君王的，与韩非无关；这是推卸责任。其实，这些条条框框根本起不到作用。齐桓公说：‘寡人好色。’管仲回答：‘无碍。’这个好色是八奸之首。可后来齐国不是照样称霸？韩非先生只想到，各国的两党，只有在对外战争时，才能团结一致。可否想到，正是这个原因，各国不愿意发动战争，给对方当靶子。”

韩非说，“作为明君，至少要使天下不得看到我，却能被我看到，不得听到我，却能被我听到。所以，即使身处深宫之中，也能明察四海之内，而天下臣民不能蒙蔽我。可是你们的议会道路，恰恰相反，一切都暴露给了民众，一切都是透明的。这不是让臣民们可以欺骗你们，你们却无法控制百姓？权力应该集中才能有效。权力分散则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吴运，“你要君主时刻按照《八奸》去做，床上和老婆说话要提心吊胆，对亲戚朋友都隔着一层窗帘，累不累，活一辈子为什么呀，就为了达到这些要求？常年孤独，会得孤独症，缩短寿命，你知不知道？你让君王深处宫中，却明察四海。这怎么可能？你要用特务、警察治国，难道特务、警察就可靠吗？就连你亲眼目睹的事情，都能造假，特务、警察就不会骗你吗？”

吴运看到他不再说什么了，就换了一个话题，“刚才，韩非先生引用的，姜太公杀隐士的典故，从此可以看出，韩先生是支持这种做法的。但我并不这样认为。”

荀况，“居不隐者思不远，身不佚者志不广。（意思是：是处境不窘迫的人思考的就不远，自己没奔逃过的人志向就不广大。）我也不同意韩非的见解，我认为隐士中能够出现新思想；与常人不同的思想。”

韩非，“就算你们说得有些道理，但隐者中，并非各个都能知道创新，他们之中大部分人，躺平，就是躺平了。那么，怎样做才对社会最有利？”

吴运，“自然不会各个都有大成就，但是，只要有一个有大成就，那就能带动千百万人有了新的方向（不内卷）。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防止内卷。要想防止它，首先把人当作人来看待。”

韩非，“吴先生最开始的话题是防止内卷。又说隐士能防止内卷。那么。民主政治就是依靠隐者防止内卷的吗？”

吴运，“除了隐者，百姓也能有新思想。当百姓真正当了主人以后，他们想要出人头地，就必须做到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找出别人没有想到的新思路。在有利于别人的条件下，获得财富。这就是创新，是防止内卷的唯一方法。实验科学的巨大成就是由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完成的。他们有的兢兢业业，有的坚持不渝，有的富有直观洞察力，有的善于创造，有的精力充沛，有的老成持重，有的机智灵巧，有的细致周密，也有的人具有灵巧的双手，有些人喜欢只使用简单的设备，而另一些人则发明或制作了许多极为精细的、大型的或者复杂的仪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仅有的共同点是：他们是诚实的，真正作了他们记录上写的那些观测；他们发表自己的工作结果使得其他人有可能重复这些实验或观测。也就是说，无论你做什么工作，只要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就有可能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现象。”

韩非，“能说点具体的吗？”

吴运，“韩先生讲过一个故事，‘鲁国有个人自己善于编草鞋，妻子善于织生绢。他想迁到越国去，有人告诉他说；‘你一定会穷的’。鲁人说：‘为什么？’这个人说：‘草鞋是穿在脚上的，但越国人赤脚走路；生绢做帽，是戴在头上的，但越国人披发，不用戴帽。带着你的长处前往用不着它们的国家去活动，想要不穷，怎么可能呢？’对吗？”

韩非点了点头。

吴运，“如果有了新思想，就不会这样，这位鲁人做个广告，告诉大家，只要大家加入自己的工厂，就能获得工资。有了钱，就能买到机器制作的鞋，和布料。不必赤脚，也不必光头。也就是说，要想致富，首先改变过去那种听天由命的思想。”

韩非脸上出现了吃惊的神情。

吴运，“韩先生说过，‘天下有三种定数：一是智者也有办不成的事情，二是力士也有举不起的物件，三是勇士也有战不胜的对手。’不过，只要懂得科学的思维，懂得创新，那么，你说的这三样都会部分或者全部被解决。”

这话更让韩非迷茫。

吴运，“韩先生说，‘不顺天时，即使十个尧也不能让庄稼在冬天里结出一个穗子’。韩先生大概没有见过中山书院的玻璃暖房；以后刕娜娜会带大家到那里参观。只要弄懂了科学，有创新精神，不必尧，普通人都能在冬天种植任何农作物。”

韩非已经处于守势了，他换了一个话题，“君主加大监控力度，就能保证百官的清廉。如果是民主制度，那么，谁也不敢对贪官下重手，害怕以后被报复。”

吴运说，“加大对百姓的监管力度就没有腐败了？这是不可能的，不但现在不可能，就是将来，君王的爪牙有能力监控录像，照样会欺骗君王的眼睛。因为，记录哪段话，不记录哪段，是爪牙的权力。他想让君王知道的君王就知道，他不想让君王知道的，君王就不知道。怎能明察秋毫。那不是自欺欺人吗？相反，民主体制下无需监视人民，反倒是各级官员受人民的监督。所有的工作都是透明的，规则也是透明的。按照规则办事，谁也不必害怕，因为，换了人也还是这个规则。谁能报复得了？”

韩非又换了一个话题，“羁旅侨士，重帑在外，上间谋计，下与民事者，可亡也。”意思是说，外来的侨居游士，把大量钱财存放在国外，却上能参与国家机密，下能干预民众事务的，这种会亡国的事情，难道不需要监督吗？

吴运，“这是很少的一部分人，对他们的监督，也对他们有利，使得人们不会猜疑他们。因此，由国会批准，政府执行。”

韩非，“你说的这些道理我能懂。”他犹豫了一下，“不知治者，必曰：‘无变古，毋易常。’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意思是说，‘不懂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说：“不要变改古法，不要更改常规。”变与不变，圣人不管，只管正确地治理。韩非又停顿了一下，“但是，如今天下诸侯，以及天子都习惯了君主制，用什么方法说服他们呢，他们会接受吗？”

吴运，“至于怎样说服君王，这是个好题目。我记得韩先生曾说过，“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见疏贱，而子疑不为后，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为后而子为主，则令无不行，禁无不止，男女之乐不减于先君，而擅万乘不疑，此鸩毒扼昧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这疾死者不能处半。”，人主弗知，则乱多资。故曰：利君死者众，则人主危。”（意思是说：男子五十岁而好色之心不减弱，妇女二十岁美貌就衰减了。色衰的妇女侍奉好色的男子，就有自卑感，就怀疑儿子不能成为继承人，这正是后妃夫人盼望君主早死的原因。只有当母亲做了太后而儿子做了君主以后，就可令无不行，禁无不止，男女乐事也不比先君在时少，而独掌国家大权无疑，这正是用毒酒、用绳索杀人事件产生的原因。所以《桃左春秋》上说：“君主因病而死的不到半数。”君主不懂得这个道理，奸臣作乱就有了更多的凭借。所以说，认为君主死亡对自己有利的人多，君主就危险。）而民主制，实际上是用人人平等的方法，解除了君王的这些危险，聪明的君主应该会接受。明白人知道，寿命比权势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