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再来（55）荀况

韩非，“我总觉得让君王交出权力，这事不靠谱。”

吴运，“当然靠谱，站在君王的角度思考，他们每天撑着架子，舒服吗？我们这些人的责任就是让君王懂得，指定接班人的制度，本身不合法，天子就不合法，那么百姓还守什么法？大家无法可守，那么，是贵族吃亏，还是贱民吃亏？答案是无论贵族与贫民，谁有权，谁占便宜，谁无权，谁吃亏；或者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但是，要记住一点：有权的人，不是永远有权，在某些特定的时刻，他是没有权力的。比如，被绑架的时刻，再比如，睡觉的时刻。我知道，曾经有一个庞大的帝国，禁卫军比皇帝厉害。因此，禁卫队长公开拍卖皇位（罗马帝国）。谁给的钱多，谁当皇帝。这就是没有法律的结果。制定法律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弱势者受益，比如被绑架的皇帝，皇位被拍卖的皇帝，睡觉时的皇帝，以及被人背后投毒的皇帝。”

韩非，“这些都是事实，哪一个君王不知道？”

吴运，“很多君主希望禅让的原因就在于此。他不愿意为了王位涉险，宁愿平平淡淡的过一辈子。但是，他知道，和你说一遍，效果就不一样。如果经常提醒天子需要注意身边的危险。结果，天子就格外的小心。如果处处小心，早晚会感觉当这个天子没意思。真正是骑虎难下，想要推卸责任，推不了，可是，每天晚上又睡不好觉。”

孟轲插了一句，“为君难，为臣不易。”

吴运，“对就是这话。凡是肩负使命的，都是一种艰苦的工作。当君臣彻底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再能保证他们物质生活水平不变，那么，交出权力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因为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发现，自己的体力，精力完全放在政务上，实在对不起自己的人生。更何况，有了政务在身，就不能照顾亲情，兄弟争夺王位，儿子弑父等等都是为了得到君位。如果改成民主制度，兄弟就不会争夺，还可能相互帮助上位。与一般家庭一样。”

韩非，“可是，如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君主制，这些也都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制度。真的要改变，又感觉不太放心。”

吴运，“我们这种做法才是真正的恢复到古代，原有的生活方式。”

韩非，“这话怎么讲？”

吴运，“古代原有的方式是，谁也不骑到别人头上。土地和财产私有，当百姓有了恒产，温饱问题得到改善。人民有了希望，不但犯罪率会减少，就算是某个罪犯没有归案，周围的舆论环境就对他就是一种压力；人家会说，已经有了温饱，为什么还要犯罪？假设这个罪犯二十年都没有被抓到，他每天只能为了自己的行为躲躲闪闪，提心吊胆，不敢向别人诉说衷肠，没有真正的朋友，这种生活就是对他的惩罚。良心的惩罚甚至不亚于监狱的惩罚。这就足以约更多的人不至于犯法。”

李聃，“这不就是无为之治吗？”

吴运，“可以这样说，但应该理解为‘“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作为。’该有的法律还是要有的，不过，执法的目的是为了百姓。一旦执法的目的是为了某个集团的利益，那就是‘妄为’。”

李聃点了点头。

韩非，“各有各的好处，我那种做法能够立竿见影，肃清罪犯，你的做法实际上是与罪犯共生。”

吴运，“你那叫，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

韩非，“我的方法能够快速解决问题。”

吴运，“犯点小罪就杀人，这叫什么解决？宽松的刑法，其目的是，让所有的罪犯处在恐惧之下生活；无论是被抓到还是没被抓到。能让罪犯自己为自己的行为忏悔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韩先生字典中的法家，并不代表法律。韩先生曾经说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后面还应该有一句：法以谬逆天。这个天就是民意。所以，真正法律不使正常人有恐惧感，没有恐惧感，就会思考各种的问题，最后一定会集中到一个焦点上，即怎样通过我的努力。让全人类生活的更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我的价值。在这个目标上，分出高低上下，形成真正的层次，创新的环境就是这样产生的。”

韩非，“可是，谁来评价谁的工作最有成效？怎么评价，根据什么评价？难道就是没有知识的小人，贱民来评价吗？”

吴运，“当然是人民来评价，他们不贱，他们能够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学会自我约束，学会自律，学会爱别人，就像大同时代那样。选举的目的就是这个。我们曾经讨论过，上古时代的部落酋长就是这样产生的。那个时候，政治简单，人们能够分出高低的方法，就是新思想的发明者。比如伏羲发明了二进位算法，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后稷发明了耕种等等。他们不是被人逼迫着这样做的。而是在最平凡的生活中找到为全人类做贡献的机会。他们的贡献，防止了内卷，给所有人提供了更好的出路，唤起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但是后来，战争取代了这种选拔的方法。政治越来越复杂的同时，发明也越来越复杂；到了应该分工的阶段。当大家忘记了只有‘选贤任能’才能合法地判别人才时，一切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其根源就来自没有真正的法律。一个个不合法的政府，被人用非法的手段推翻后，却抱怨别人对自己不公平，就是不肯反思自己的错误。”

韩非，“照你的说法，只有新思想才能引领社会正常发展。哪有那么多的发明机会吗？古代圣王已经发明完了，怎么还会有？”

吴运，“这其实就是内卷思想的根本原因。世界上的新思想，新发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而且，每个人都在不自觉的改变思想，就连内卷也是改变原有的初衷。比如，孔丘不断地坚持复古，但那不是本质上的复古，而是面对今天的环境和现实的复古。这和古代人所面对的问题已经相差很远了。这其实也是一种改变，不过是没有意义的改变而已。”

韩非，“那么，你说创新的想法是从什么地方学到的，怎样学到的，它是怎样跑到人们头脑中的？”

吴运，“创新需要了解过去的知识，看看过去的人是否发明过这个东西，然后再到社会，到自然中寻找过去人没有发现过的东西。”

此刻，一人坐不住了，他的名字叫荀况。周礼是他最崇拜的典籍，容不得别人说闲话。他曾说，“别人问你的事，如果不合礼法，不要告诉他；别人告诉你的事，如果不合礼法，不要去理睬他；谈论的事不合礼法，不要去听；态度无礼的人，不要和他争辩。”“夏桀、商纣、盗跖，正好相反，他们学什么都是三心二意，一知半解，算不上知识分子。”如今看到吴运这样狂妄的拿周礼开玩笑，讲的都是反君主制的言论，又把盗跖（柳下跖，柳展雄）视为亲信，委以重任。更是看不惯。

荀况开口，“君子知道，做学问不全面、不纯正是不足以称之为完美的，所以要反复理解以求融会贯通，用心思索以求领会通晓，效法贤师良友来实践它，排除有害的事物来培养它。不正确的东西，眼睛不看，耳朵不听，嘴巴不说，内心不去思考它。等到极其爱好学习时，就像眼睛喜爱看五色，耳朵喜爱听五声，嘴巴喜爱吃五味，心里追求拥有天下一样。”

荀况看了一下，见没有人要发言，接着说，“礼法，是用来端正自身行为的；老师，是来正确解释礼法的。没有礼法，怎么能够端正身心呢？没有老师，又怎能知道礼义是正确的呢？礼法怎样规定就怎样去做，这就能使性情习惯于按照礼的要求去做；老师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就能使理智顺从老师。性情习惯于遵礼而行，理智顺从老师，这就是圣人了。所以，违背了礼法，就是无视法度，就是无视老师。不遵照老师的教导，违背礼法，喜欢自以为是，这就好像用盲人去分辨颜色，用聋子去分辨声音，除了胡说妄为是不会干出什么好事来的。所以，学习就是学礼法，老师要以身作则。《诗经》说：‘不知不觉，顺应天地的法则。’就是说的这种现象。”

吴运知道，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最重视的是两个城市，一个是魏国大梁，另一个是齐国临淄。 开始的时候是大梁学馆，云集了各国饱学之士。每天讨论安邦治国的道理。接着，齐国的稷下学宫逐渐后来者居上，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几乎各个学派，如道、儒、法、名、兵、农、阴阳、轻重诸家荟萃于此。尤其是这位荀况，曾经三次担任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

吴运，“荀先生的言语让我更加明白了，为什么我朝走到今天？就是因为在学习古人的时候，只学皮毛，不学实质，一味模仿的结果。”

荀况，“怎么会一味模仿古人？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意思是说，周虽然还是过去的那伙人，但是得到了新的天命。周在过去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没得到天命，因而不被人知道经历。

吴运，“周人是如何得到的天命？是上天派人告诉他们的吗？还是上天在梦中告诉他们的，那个天长什么样？”

荀况，“这个岂是你我所能知道的？”

吴运，“就算你说得对，你我俗人，无缘知道天命。但周人曾经有过低谷，也有过高潮。那么，是不是其他地区的人，也会这样，从低谷，到高潮呢？”

荀况，“这个不可能。”

吴运，“为什么？”

荀况，“因为我朝有自己的特色。”

吴运，“什么是我朝特色？”

荀况，“就是周礼，古代各个朝代，有谁把各种礼节总结成完整的著作，有哪个朝代把雅乐汇集在一起，成为启迪心灵的方向？”

吴运，“这就是寡头集团无法摆脱困境的根本原因。也是极权统治下，内卷的必然。一个思想体系，不能永远不变，必须经常的维新才成。可是，为什么到了周礼就不允许继续创新，就不能被超越了呢？”

荀况，“经常维新，用什么频率维新，每年维新一次？”

吴运，“以什么频率维新要根据合理的推断而定。可是周礼的制定是按照各地习俗决定的。习俗作为参考，我不反对，我反对的是缺少了人民的参与。因此，至少每四年维新一次是必要的。如果让天下人，每四年都有一次机会从低谷走向高峰，那么，天下将永远是新人，新天，新地。就不会有人造反。”

荀况，“照你的说法，天下就该不断的改朝换代？那还不乱了。我们可不吃这一套。”

吴运，“看看，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不是，从心里就不打算接受维新。所以，认为维新就一定会导致动乱。不动乱就不能维新吗？”

荀况，“原有的政权不撒手，新生的政权要上位，怎么能够没有冲突？”

吴运，“可当年商汤也曾经提倡维新：《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思不是每天都维新吗？”

荀况，“那是商汤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吴运，“那如果他的后人对自己没有了这个要求，怎么办？”

荀况，“所以后来出现了纣王，被我朝武王推翻了。”

吴运，“商汤曾经那样勤勉，但是，他的后人出现了纣王，周朝的先祖文王也很勤勉，怎么就不会出现类似纣王的人？”

荀况，“因为我们有周礼的约束。”荀况又转回来了。

吴运，“我不认为周礼能起什么作用，我认为经济和创新是社会健康的保证，能够做到创新的唯一方法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自从大同社会，变成了小康社会，所有的财产就从人民独自拥有，变成了圣王或寡头集团的财产。美其名曰公有制。因此，汤王所谓的‘舍生忘死为民祈雨，感动上苍’根本就不存在。他为的是自己，因为天下所有的土地是他的，他怕地里一旦颗粒无收，就没有办法割韭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