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再来（64）绝对真理

吴运，“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这话说的也是上面的意思，怕读者不懂，再重复一遍。每次说话前，先感到了思想的美妙（此时尚未形成文字），之后，形成了文字，形成让人能够接受，抓得着（徼）能够被感知的文字，或形态。再往后，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种不断循环往复的，从发现到灵感，到形成文字、表达出来的过程，不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吗？”

李聃拍了两下巴掌。

吴运一包拳，“李聃先生见笑啦。”然后，他转向了大家，“从李聃先生的理论中，我们能够看到，意识形态，就是一组符号而已。它的出现，本来是为了激发更多的人能够产生更多的灵感。如果被人反复模仿和记忆，那就必然出现内卷化。因为，新的灵感枯竭了。周礼其实就是这样一部著作，它的作者并不希望别人反复的照搬、咀嚼。可是，后世的人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不懂得什么是‘众妙之门’。”

孔丘，“越说我越糊涂，我们研究礼乐文化，研究周礼，碍着别人什么事了？”

吴运，“当政治干预后，把周礼奉若神明，别人就会因为各种利益关系，放弃了对其他方向的研究。无论什么意识形态，只要它被推崇为绝对真理，那么在它面前，即使有不同的想法也不敢说出来。久而久之，凡是污龊的，不可告人的东西，都成了私下的秘诀，在最亲近的人之间传播，而原本那些有益的东西，都被遗忘。”

孔丘，“我不清楚，除了周礼之外，其他方向还有更有价值的研究？”

吴运，“这样解释吧，内卷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学习的问题，而是向哪里学习的问题。人们倾向于学习圣人的语录，忽略草民的想法，忽略了大自然的存在。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将造成你的新思想得不到发挥；或者别人的新思想无法被发掘。”

晏婴，“如果新思想冲破了周礼的范围，那么，人们的想法还有什么限制？你怎么知道你学习的内容是有益还是有害？”

吴运，“冲破了周礼的限制，还有一个普世价值的存在，普世价值基本上就是对等原则。类似孟轲的说法，‘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和臣的位置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可以通过选举相互颠倒。有了这个条件，就有可能，不断跳出内卷的陷阱。”

晏婴，“人人平等，反倒不内卷，这是何意？”

吴运，“只有人人平等的条件下，才会认真对待每一个人的意见。实际上，各种创新思想几乎无处不在，难就难在，这些新思想是否能够得到重视。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创新的真正困难在于，能否被承认。这才是迄今为止，所有学宫与书院的最大缺陷。”

吴运所说的，其实是东方文化的最大短板。亚洲人的创造力，并不比欧洲人差。但是，没有欧洲人的鉴定，亚洲任何创新成果都无法得到开发。这就是亚洲等级制度的恶果；它使得太多先验的东西充斥了亚洲人的头脑。更可笑的是，当欧、亚文明发生对碰撞时，人们经常看到，欧洲人利用了亚洲成果战胜亚洲人以后，亚洲人才明白自己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创新。

荀况，“难道办学只能同时引进相反意见的两种学者？那要是只有一方意见，找不到另一方意见，怎么办？”

吴运，“没找到反对意见，只能说明想法还不够成熟。比如，我们都说：百善孝为先。这话是绝对正确吗？”

荀况，“这还能有错吗？”

吴运，“封建国家，或者说小康国家，以孝治天下的理论是，养儿防老。但中山国是大同社会的国家，不是小康社会。因此，以‘兼爱’治天下；而非以孝治天下。孟轲认为：‘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话说反了，禽兽之间的等级特别森严，比如狼群，头狼的地位不容置疑。待到它的体能不济时，就被驱逐。猴群也是如此，这是禽兽。大同社会的道德是扶助弱者，小康社会的道德是建立等级。而等级是经常变化的，一旦你变成弱者，人人都能欺负你，这才是禽兽。”

孟轲，“那么，人人平等的社会里，父母养育了子女，却得不到子女的回报。以后，谁还生养？所以，子女照顾父母，父母照顾子女，应该就是人类的天性。”

吴运，“大同社会中不是这样思考问题。大同社会中的兼爱，是对弱者的扶助。养老的问题由政府解决，政府建立养老院，聘请专人照顾老人；老有所养。而年轻人不必自己负责自己家的老人，但要交税，这个税收里面包含了照顾老人的费用开销。如果像小康社会那样，每家自己去照顾老人，那么，穷人家没能力照顾，富人家可以自己不动手，请人来照顾，也就是说，富人家自己动手与否，都是孝顺，穷人家一定不孝顺，这才是禽兽社会。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大同社会里，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尤其是面对传染病的时候，没人能够置身事外，见到弱者必须救助，否则你自己也会受害。仔细思考就会发现，其他问题都是这样，不帮助弱者，自己将变成受害者。此外，照顾老人有专门的市场和从业人员。这就等于增加了国民生产总值，调动起更多的人工作。与那种一家一户，个体找人，或者自己照顾老人的做法，不能同日而语。小康社会甚至购买婢女照顾老人，因此无法统计国民生产总值。此外，老年病是一门专业知识，需要不断的研究和提高。如果仅仅雇用文化低的人，单独做这项工作，那么，只能永远在低水平上面徘徊，这在智力上和禽兽有什么区别？生命非常奇妙，如果人人都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那么，总体的生命就会延长。反之，社会上出现了几个不尊重自己和他人生命的人，尤其是出现在当权者中，拿他人的生死不当回事的，那就一定导致总体的生命长度下降。”

孟轲被说得哑口无言。

吴运，“没有资本主义，不懂民主政治的小康思想，是自私自利的温床。比如，各国之间，为了取得信任，要交换人质，为什么呢？因为，小康社会推崇父慈子孝；父亲不慈，公众舆论就给你压力。儿子不孝，就受到路人指责。于是，父慈子孝就成了一切行动的准则。而各国之间就消费这个天经地义的伦理关系，结果就是交换人质。继续消费，就是战场上，以家有老母为借口，当逃兵。在大同社会，老母不需你养，你就没这个借口。其实，古今所有的意识形态，只要你吹捧，都必须为它付出代价，也都会被人消费。比如，吹捧某位领导，那么他的纪念章就会卖出比材质和加工更加昂贵的价格。吹捧某种肤色的高贵，那么，这种肤色的人就会欺负其他肤色的人。所以说，推行任何意识形态的人，最终都会发现，自己是个猪，所推行的东西不过是想把别人也变成猪。”

韩非，“看样子，中庸之道，与不左不右之道，的确是两回事。”

吴运，“就是，中庸之道，做事极端谨慎，结果等于什么都没做。而民主社会是要求大家把真心的感受都说出来，共同寻找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结果。所以，没有成文法是不可能办到这个结果。因为没有具体条文，人们可以说话不算数，无论怎么努力，到头来都被说话不算数打回到原点。我们以前各家学者的最大短板，就是对于自己已经感受到的东西，如果没有在书上查到，就不敢说，生怕献眼。美其名曰‘慎独’。其实，所谓发明创新，正是来自这些，书上没有，只有你感觉到的东西。你把它们表述得越清楚，那么，模糊的东西就越少。”

孔丘，“吴运先生能举个这方面的例子吗？”

吴运想了想说，“好，我就说一个君主制度的例子。君主制无法辨别黑白，因为没有平等，就没有基本的信任，你连亲人的真实想法都不知道。但君主制却必须定于一尊。所以，君王只能硬着头皮上位。还要遵循以孝治天下的原则。为了保证后代的王位不被篡夺，君王死了，也要让他不信任的大臣陪他殉葬。太子登基，要杀掉对君权有威胁的兄弟。为什么不反过来去想，一切交给人民投票表决，那就不需要这些。有了信任，大家就都有安全感。我相信，很多人曾有过类似设想，但都没敢说出来。”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突破，就是把权力交给人民。儒、法两家的存在，恰恰是想方设法让帝王抓紧权力。因为，这样，他们就能一方面把帝王放在火上烤，另一方面，假帝王之名压榨百姓，从中渔利。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也许只有华盛顿总统一人。

墨翟，“吴院长认为，我们如何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防止内卷的目标？眼下要让所有的诸侯国都实现民主大同，不太可能吧。”

吴运看了孔丘一眼，“第一步至少是把过去模糊的东西，明确起来。孔先生极力反对“铸刑鼎”，自然是为了把寡头集团美化为领导人民的先锋队。但是，这样做，经不起科学的考验；科学是容不得半点虚假的。看到中山国的飞机了吗？那上面有千百个零件，只要有一个零件的加工精度不合格，就会在飞行中，机毁人亡。这可不是你想美化谁，丑化谁玩模糊那么简单的事情。无论你是贵族还是贱民，在这种生死攸关的地方，只能人人平等才会同舟共济。为了你们先锋队的自尊心，到处玩模糊，那么，你的国家最好永远不要有飞行技术，看着别的国家玩吧。”

李悝，“我倒是认同范宣子将‘刑書’，铭铸于鼎上的做法。”

吴运，“制定成文法，让大家都在同一基点上思考问题，就能相互验证对错。从而找到最正确的那个答案。世界上不是任何问题都有明确的对与错，或者说黑与白。但是，我们至少把某些能够分辨对错的问题先搞清楚，然后用这些已知的答案去思考和衡量那些未知的东西。这才有可能找到解决办法。可是，如果为了寡头集团的利益，打从一开始就玩模糊，那么，这种国家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不会有进步。”

李悝，“有意思，真有绝对正确的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