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东周找饭辙（8）不是禅让

什么是禅让？那只是儒家编造的故事，并没有可靠的记录。夏朝以前，连文字都没有，都是口口相传。想要认识那段历史，只能参考后来有记载的，其他民族起源史。按照那些资料，只有尧、舜、禹有血缘关系这一点比较可信的，其他的则过于浪漫。禅让可说是善意的谎言，在整个周朝以后的历史中都很有市场。它是人们，对远古时代权力交接的一种，夸张的描述，极不科学。这种吹嘘曾经让很多君王想入非非。但谎言毕竟是谎言，缺乏逻辑。因此，真正的禅让只有虚名，却从来没有发生过。事实是，那时，强敌环伺，为了生存，必须实行军事民主，以及公有制；人类的进步，一是发明了制度民主，而非停留在军事民主；二是发明了私有制，取消了公有制。但在东周时期，还没人懂得这两大发明的意义。人们只能用落后、原始的手段解决问题；当部落强大后，不同的意见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复杂。必定出现一次血腥的，依靠各种阴谋、阳谋的集权过程。经过儒家的美化，就能让丧事当作喜事办。一旦中央集权稳固了，人们又思念当初可以民主商议的时代。儒家把过去允许商议的时代称为‘大同’，而后来不允许商量的时代，称为‘小康’。但是，儒家找不到恢复大同的理论，只能给统治者戴高帽，告诉他们，圣人应该禅让。让他们多想一想死后的事情，想想自己的谥号。目的是尽量避免出现一个‘哪管身后洪水滔天’的君主。可是，把身后事看得太重就出现‘视死如生’的殡葬文化，人殉就出现了。但无论如何这顶高帽子，引得很多希望做完人的君王上钩。儒家的谎言虽然带有善意，可结果却像《盛德镇》中的那些‘君子’，一步一步使整个社会走上了不归路。平牟曾经读过东周历史，发现，只有小国，才容易出现国君禅让的事情。因为，小国的敌人很多，这些敌人就保证了贵族之间不敢相互残杀，而是相互协商。以便积聚力量共同对敌。此外，小国几乎没有官僚集团，而大国官僚集团不允许你禅让，让出王位可能牵扯到一大批官僚的生死和饭碗。即便如此，小国中，权力和平交接的希望，也常常被某些人的私心和贪欲彻底破坏。比如，我们都知道鱼肠剑的故事，专诸刺王僚。这个故事要从吴国的始祖太伯说起。他是周太王的长子。为了让父亲把王位传给聪明的小弟季历，他和二弟仲雍离开自己的国家，千里迢迢，来到还未开化的长江下游隐居。他们的明智，受到土著百姓的拥戴，建立起吴国；这里能够看出，当物质条件匮乏的情况下，人们还是按照能力来选出国君，（所有的部落，最初都是选举制。）此后一代代传下去，就到了吴王寿梦，他有四个儿子：诸樊、余祭、夷昧、季扎。诸子之中，季扎最聪明。寿梦去世前，想立季扎，但季扎坚辞不受；自己不是长子。于是寿梦将王位传给诸樊，并约定兄终弟及，这样迟早轮到季扎。（各部落起源时，也常常是兄终弟及。）

寿梦丧期满，诸樊要把王位让给季扎，并说：“这是父王的遗志。”季扎回答道：“父王在世时，我不愿位列东宫，父王归天，我怎么能坐上王位？哥哥若再逼我，我只好出避他国。”诸樊拗不过季扎，只好继位。

作了吴王的诸樊，心想：“我要是活到老才死，按次序传位，传来传去，四弟很难继承王位。”于是，他亲自率领吴军攻打楚国，战死在疆场。大臣们依照寿梦的遗愿，立余祭为吴王。余祭了解兄长的心意，就想：“哥哥战死，为的是要把王位尽快传给季扎。”他也亲自率军去攻打越国，打了胜仗，却让越国的俘虏把自己刺死。（从这里看出，当年人们在理想主义的舆论下，常常做出今人费解的事情。以上两位国王之死，未必真实。但目前能见到的史料中就是这样写的。能够这样做的国王，必须克服两个困难，第一，承认自己不如四弟，第二，为了完成父亲遗愿，自己找死。最可气的是，为了把王位传给弟弟，发动战争，倒霉的是老百姓。这就是儒家叙述历史的特色；即总是站在胜利者的角度叙述。留下的后遗症是：那些对历史一知半解的人，不知道失败者的疾苦。以为自己也是胜利者，因此，常抱着一种韭菜为镰刀担忧的心态。这种‘奉献’精神，让为政者骑虎难下，只能以对外扩张来解决国内问题。其实，小康社会的经济伦理非常简单，就是全体人民向一个主子要饭吃。所谓国家灭亡，就是换了一个主子，和百姓有什么关系？但站在胜利者角度叙述历史的习惯，让儒生在撰写历史时，字里行间要透露出替主分忧的意图。一旦失败，从上到下必须要找替罪羊来发泄。这种相互推诿的做法，造成族群内外的割裂、猜忌和无缘无故的仇恨。根源就在于，所有人津津乐道的，都不是事实。）

三公子夷昧依次当立，他也不肯登基，坚持让位于季扎，并说季扎在国际间的人脉广，适于做国君。季扎宁死也不同意，夷昧只好自己作吴王。他采纳季扎的建议，罢兵安民，交好各国，太太平平地作了几年吴王。

吴王夷昧身患重病。临死时，他重申父兄之命，要季扎接替王位。季扎再度拒绝，并逃到边邑延陵躲藏起来（这季扎不是洁癖就是神经病）。国不可一日无君，群臣遂奉夷昧的嫡长子州于为王，改名僚，称吴王僚。

再说诸樊有一个儿子，公子光，他可没有长辈们那么谦逊。他认为，如果没人做吴王，就应该是自己做才对，自己是老大诸樊的儿子。于是开了杀戒，请专诸刺杀王僚。吴王僚死后，他就上位了，这就是吴王阖闾。伍子胥也是这次刺杀行动的幕后推手之一，因为他急于当官报家仇。从这里能看出，臣子想要上位，常常需要推动王家的权力更替。也能看出，这种禅让的风气，如果没有制度保障，轻而易举就变成一场屠戮；还不如父死子继。还能看出，由于君王有生杀大权，前后两任君王之间，常常是毫无信任可言。平牟从这段历史里体会出，在没有法律以及体制的条件下，开始的时的乌合之众，都曾经是热血男儿，为了理想，个个可以奋不顾身，两肋插刀，但只要出现一个丧心病狂的，就能让所有的人恐惧起来。整个团伙的成员，就必须选边站，一些人变成“盲目”、“冲动”、“狂热”、“轻信”的跟随者，另一些人不肯同流合污而被杀。所有专制的集团、帮会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这种人必须找到理想主义激进的理由，才能生存。后来，他看过一部电影《浪潮》 The Wave。1967年，美国加州一所高中，历史教师罗恩·琼斯（Ron Jones）为了让学生们明白：任何时候，只要失去理性，都可能出现激进主义。搞了一场教学实验。他提出铿锵有力的口号，“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和“行动铸造力量”，用严苛的规条束缚学生，向他们灌输集体主义，要求他们绝对服从，遵守纪律。在年轻人攀比的心理促使下，仅仅五天的时间便成功地培养出一个恐怖独裁的群体。学生们把他看作是元首，这令他不知所措。由此看出，极权统治的形成，往往是从很简单的小事开始，被人群推动，使统治者不得不走向独裁，也使群众不得不为了某个独裁者卖命。最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成为了受害者。

比较部落刚刚兴起时的军事民主就能看出，现代的制度与法律，其作用，相当军事民主时代的外部压力。不同的是，它是利用了人类的智慧，使享有权力的人不敢肆意妄为，因而保证了团体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条件下，依然可以相互信任，这是一种更加理智的民主，只有在这种民主条件下，大量的创新才能涌现出来。

从吴国的历史中也能看出，早期的春秋时代，权力交接，并不像后来那样，一个个痴迷于王位的争夺。当时的人还没有那么多的心计。因为当时做国君，不像后来那样奢侈。春秋时代的学者，羡慕这种天真、原始的时代，却不能正确地看待，那是物质匮乏，不得已的产物。《国语·鲁语下》中，敬姜甚至认为贫穷的土地上，人民讲求正义，而肥沃的土地上，人民不成材。这个观点一直影响到文革的上山下乡。说得轻松潇洒，再经过儒家的渲染之后，很多有为的国君都希望实现禅让。《战国策·秦策一》记载秦孝公在去世前，曾想传位给商鞅，商鞅“辞不受”；《吕氏春秋·不屈》记载魏惠王曾想禅位给惠施。直到汉朝的王莽时期，人们依然迷信禅让能够解决问题。由此可见，儒家盛行的年代，禅让一直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存在。也可以说，并不是各个帝王都对权力贪得无厌。做过几年皇帝的人，明白它的利弊后，想法也会有所变化。比如，日本的明治天皇，主动放弃权力。还有清末的慈禧太后，也有意实行君主立宪。后来，篡位的袁世凯，在其遗书中，这样写道，“恨只恨我，读书时少，历事时多。今万方有事，皆由我起。帝制之误，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零，如此结果，咎由自取。误我事小，误国事大，摸我心口，痛兮愧兮！”慈禧与袁世凯缺乏的实际上是果敢精神，不缺的是理想。

与理想主义相反的是实用主义；不设立场，对于任何有用的东西都能接受。这就是大同社会，或者民主体制的基本原则。对于理想主义的进一步了解就发现，所谓的理想主义，是指在政治上有理想的人，他们热衷于把已有的科学和文化知识变成自己的政治筹码，却不喜欢自己去体验生活，享受生活，从生活中寻找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以形成自己的创造。因此，在一个大同社会中，只有在危机十分明显，比如，受到侵略，或出现暴政，需要有人登高一呼的时候，理想主义才有市场。但东周的小康局面，太过凶险，因此，儒家的理想主义者只得要求弟子们在遇到危险时躲开。正是由于他们只做一些小仁小小义，小骂大帮忙的事情，才得到后来统治者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