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东周找饭辙（14）路线斗争

平牟，“我不懂你们学的礼、乐、射、书，不是因为我没学，是因为它们没用。”

几位贵族席上的人，听到这话，瞬间站了出来，像是要发言。

不等他们开口，平牟立刻说道，“先说一说‘礼’，诸位学礼，主要是学习‘周礼’对吧。这周礼上讲：‘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

这句话一说，贵族席安静了。平牟，“大家想过没有，这个药是干什么用的，是不是治病的？如果它真的有效，吃了以后能把病人治好了。没病的人，吃了以后的反倒会出毛病，那么，这个臣尝与不尝对君王有什么参考价值吗？如果，这个药，根本就是糊弄人的，谁吃了也不管用，就是安慰剂，那么，为甚么还要吃？”

平牟第一次看到周礼这段描述时，立刻想起了童年，小伙伴们看到别人倒了霉，幸灾乐祸时，常说的一句话：你活该，你活该，你妈上房，你挨摔。

贵族席，“照你这么说，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都是白费？”

平牟，“接受教育是有一定的用处，至少它能使你多认识一些字，多知道一些别人对世界，曾经的贡献。但是，它不能让任何人变得高尚，变得更有良心。而高尚与良心才是政治家最缺乏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太多的高学历者，不肯自食其力，又希望好的生活，因此，想方设法，无中生有地增加编制。结成利益集团，欺上瞒下，捞取好处。”

这话点到了贵族的痛处，他们一时不知道如何反击。平牟对于依靠文凭堆砌的官僚体系非常厌恶。他认为这是政府与学校合伙在欺骗百姓；其他的学科还好说，唯独政治系，真的不需要学校的污染。中国的官僚体系从根上说是来自周礼。除此以外，平牟认为周公这个人有些想象力代替现实。原因是，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有用太阳为自己合法性背书的现象，其中最没科学根据的就是这位圣人。他经过测量，认为河南的登封是天地的中心。理由是夏至这一天中午，在那里立的一块石碑没有影子。这块石碑被称为地胆，地胆的指向就是天的中心。任何有一点地理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在那个地方，只要石碑是垂直的，一年365天中，任何一天都不可能无影。想要夏至的中午无影，必须是在北回归线上，这条线经过广州，距离登封1200公里，2400里。周公竟然说这里在夏至时，正午没有影子，可见他领导下的御用学者们有多么不靠谱。用失之豪釐，差以千里，都无法形容这种谬误，应该是差以两千多里。从那以后，平牟就十分注意周礼和儒家的各种叙述能与实际情况相差多远？

但是，眼下，这些话和众人说不清楚，只好等以后看看是否有机会。另外，他也担心，一旦真把这个道理说清楚了，这群冲动的礼教追随者，说不定恼羞成怒，跑去登封把那块地胆给砸掉。

做为一个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平牟认为，历史很简单，就是两种思潮在相互纠缠。一种叫理想主义，另一种是现实（实用）主义。前者代表权力，后者代表财富。古代，没有文字和各种意识形态之前，人们就知道过日子，不管其他的事情，这就是实用主义，只认财富。后来遇到了各种重大的问题，比如部落战争，洪水，旱灾等等，人们考虑的问题多了，就设计出各种解决办法；尤其是“一劳永逸”彻底解决的办法，这就是理想主义。这大概就是夏朝前后的事情。既然是理想主义，就与现实有差距；与现实脱节，时间久了，就与越来越多的人，在利益上发生冲突。于是，就有人提出回到现实，别玩虚的。这应该就是夏朝过度到商朝的经历。商朝是个注重功利的社会。功利主义本来是一种刺激人类物质生活欲望的思想，很讲实用，但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它将对弱势群体造成极大的伤害。商朝的商业发达，经济繁荣。这种社会发展到后来，就很血腥，把人视为财产，也就出现了奴隶。奴隶导致社会不稳定，找不到解决方法的商朝人就相信鬼神，一切都用占卜来决定，只思考解决具体的个案，没有统一的解决理论。他们对待鬼神的态度也像是做生意，认为给鬼神的献祭多，鬼神就一定帮助我。最高贵的献祭就是人牲，并且，地位越高，越年轻的人牲，越表示有诚意。例如当年汤王祈雨的时候，甚至用自己来对山川祈祷；如果不能下雨就自焚。他的后世子孙虽没有这种奉献精神，却把献祭发展到圆滑而高级的阶段；拿外族人祭天（世界上很多民族早期都有类似的想法）。商朝需要的人牲从哪里来？主要来自商朝西部的少数民族、羌族（姜族）的俘虏。当年周族人恰好夹在商朝人与姜族人之间。他们是真正的助纣为虐，帮助商朝人抓姜族俘虏，供他们祭祀。但有的时候，商朝也拿周族的首领当祭品。

周文王的父亲季历（这个季历就是前面说过的，周太王的幼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儒家拼命吹捧他的两个哥哥太伯、仲雍，受到人民拥戴建立吴国，而他们的后代寿梦，四个儿子：诸樊、余祭、夷昧、季扎之间的关系类似尧、舜、禹再世一般的谦让。）在抓捕姜族俘虏的战争中，屡屡得手。但后来帝乙（纣王的父亲）感觉季历功高震主，就以献祭为借口将他杀害。这样，商朝与周族就结下仇恨。到了纣王（帝辛）的时代，周文王（他这个王是族内承认，不敢对外公开的；周族在还未拿到江山以前，就对两面手法很有研究）想要替父亲报仇，而纣王也正好想要试探他的手段。两下交手，势力悬殊，周文王的军队被纣王轻而易举的打垮。他本人和几个儿子成了纣王的俘虏。纣王把他连同他的儿子们带回国都朝歌。经挑选，把周文王的长子献祭。文王在被囚期间，将易经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为推翻商朝做舆论准备。原来，商朝做事根据烧烤龟壳后的裂痕来决定。他们认为这是神表达自己的形态。但文王用六十四卦变了一个戏法，将‘神’的旨意于数学联系到一起，颇有毕达哥拉斯，万物皆数的含义，更加神奇。这可以说是最早的意识形态之争。后来经过周族人的斡旋，周文王和其他的儿子被放回，纣王希望以此和解。但周文王回去后，不想领这个情，将王位传给武王。武王使用了各种手段联络周围的部落，并与姜族冰释前嫌。武王还娶了姜族首领姜子牙的女儿邑姜。

武王买通商朝的神职人员与贵族，一同推翻纣王的统治。胜利后，武王没有遵守当初的诺言，拥立一位新的商王；却自己取而代之。在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下，需要有新的宣传来支持。武王的办法是向商朝臣工训话，宣布商王朝从此被周王朝取代，这次胜利说明了，享用过祭品的鬼神，已经改变态度；由于，历代商王的祭品中，大部分来自周族，所以鬼神将商人的天下转托给周人。话虽如此，他还是不放心，还需要找出更多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由于武王伐纣一年后就去世了，这个宣传工作就留给了他的弟弟，也就是周公旦。上面说过，反对现实（功利）主义的必定是理想主义。既然商朝是一切以实力说话，那么，要想改变这种做法，即所谓的‘革命’就要有新的理想主义。周公主持制定了周礼来指导政府的运行。周礼记录和总结了当时所有文化、科学、艺术、历史等方面的知识，俨然一本百科全书，根据它设置了百官负责解决‘所有’的问题。目的是让已有的知识为周朝的合法性来背书。当这种‘最合理’的文字成为神圣的圭臬后，后世人便不得继续探索、发现和更新，也因此制约了认知的进步；当年欧洲也有类似问题。比如，基督教曾经认为，地球是上帝的宠儿，太阳围着地球转。一旦出现了日心说，这个认识就要推翻，那么教廷的尊严就受到打击。幸亏耶稣说过一句话：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把基督教与政治脱钩，政治上还是根据事实说话。可是儒家的修齐治平就是为了政治，脱钩就失去了意义。理想主义的初衷都曾经怀有美好的愿望，但演变到后来都成为政治正确，最后，变成激进主义。因为，凡是想用一种理论，一根筋，一刀切解决所有问题的群体，必定不注重实际情况。这就违反了科学。经济一定搞不好，穷到没钱的时候，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相反，实用主义不设立场，逐步摆脱各种意识形态的干扰，努力寻找赤裸的事实naked truth。他们做事前，虽然求神问卜，但也说明对自己的想法没有信心，随时准备根据反馈的信息，做出改变。因此，总能在现实中，发现与事先想法不一样的东西，在原始阶段，虽然冷血，但不教条，最后连问卜的手段也抛弃了。科学技术的真正发展是靠实用主义完成的。科学这个词就是分科的学问，怼的就是一以贯之的学问。比如，达尔文主义说人是猴变得，用任何理想主义的思考都无法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实用主义者，从一个个标本的搜集中找到这样的认识。在历史上，每当实用主义不受控制，压迫过重的时候，理想主义就起来号召人民反抗。理想主义者都有一些洁癖，解决问题比较简单，做事不计成本。简单就容易被多数人理解，容易凝聚人力。可是，一旦建立新政权，必定脱离实际，把经济搞砸，然后一步一步被另一种理想主义推翻。这就是中国王朝更迭不断的原因。

由于，商朝人当初为了保持血统的高贵，禁止与外族通婚。而周朝人为了反对这种贵族血统论，则禁止族内婚，所有的贵族都必须与其他部族联姻。由此出现了五服以外的婚姻，它客观上减少了近亲结婚的遗传病。为了维稳，周公对外宣传：商朝人和其他民族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的王朝也是禀受天命所建，历代商王和宰辅们都仁慈智慧、兢兢业业。仅末世的纣王丧心病狂，才导致了商王朝的终结。而‘纣’这个字也是周朝人造的，为他（帝辛）专用。这样一来，周族人当年那段替商朝人抓俘虏祭祀的丑恶历史就被掩盖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