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东周找饭辙（15）被误解的实用主义

相比而言，商朝类似于现实主义，注重实际，小政府，任人唯贤，为了贸易而注重信用。这些特点，从周朝给纣王罗织的罪名就能看出。其中的两条分别是“不重用亲戚”和“任用逃犯做官”；用现代人的观点看，这不该成为罪名。任人唯亲是一种理想主义，以为亲一定帮亲，其实，政治上兄弟相残，往往甚于路人。此外，商朝的政治中心不断的迁徙，也说明，它是小政府。没有性别歧视；武丁时代，任用老婆当军事统帅（不需要信任成本）军国大事在枕头上就解决了。周朝的治国理论建立在天的基础上，一切由天来决定，天把什么都安排好了。天根据正义与否进行奖惩。这种理论最大的缺陷就是，每每要说明天是怎样运作的，因此，我们看到儒家学者，动不动就用各种方式描绘天的变化，以证明自己的理论，所谓天人合一，革命这两个字也是指改变天命。反正只要政权在手，总能‘自圆其说’。理想主义希望找到永恒的真理，找不到就玩辩证法。实用主义则是走着瞧。

古代的欧洲也曾相信一切是上帝的安排，但黑死病流行后，大量的神父染病死亡，才动摇了“瘟疫是上帝对罪人惩罚”的这一信念。正是由于承认现实，才改正了错误。遗憾的是，儒家代表的理想主义，总用‘春秋笔法’篡改历史，经过两千年的探索，粉饰历史的手段炉火纯青。他们训练的学者，说起话来铿锵有力，罔顾事实，为了说话而说话，毫无意义。如果是商朝用龟裂来占卜的话，经过几次失败后，谎言就能被揭穿，但是，遇到了儒家这种篡改历史，编八卦的方法，不等你揭穿他的谎言，他已经把你忽悠晕了。一个骗局能骗几千年。

一反商朝人功利、血腥、残暴、夸富的做法，周公注重节制欲望、勤勉拘谨，温良恭俭让。因为，周礼要管的事情多，新设的职位就多，还出现了宦官和女官，庞大的政府，如不节省开支就难以为继。即便如此，也无法避免日后的经济衰落。如果说，商朝代表的功利主义是以快刀斩乱麻的方法解决各种问题，那么周朝的礼乐文化则是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拖延矛盾的爆发。政治是在不断地变化，人类若想避免暴力革命，只能相互协商，才能解决问题。欧美国家找到了一种以人民为仲裁的轮替方法，和平过度。而中国一直用‘天’来仲裁，圣旨第一句先要冠以‘奉天承运皇帝’，其实是压制民意，直到爆发革命，再由新的政权‘承运’。

用两种主义交替的观点看待历史，我们也可以反推上去，夏朝以前应该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社会，丛林法则，而夏朝是理想主义刚刚形成的时代，讲义气，交朋友，联盟壮大，但不懂经济，考虑当时人的寿命也能知道，这种义气的结盟，极其脆弱，义气很能让人兴奋，但若没有利益维系，不会长久，世界上各民族刚刚出现权力机构的时代，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商朝则回归现实主义，以利益作为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注重经济。史载，商朝的祖先相土发明了马车，方便了商品交换。而王亥在位时，商族经济达到新的高峰。因此收买周围部族。商汤、伊尹鼓励薄地无事可做的妇女，织出各种华美的彩色丝绸（这可以看作是开发人力资源）。一匹织物能够从夏桀那里换来百钟粮食。由此操纵了夏朝的粮食市场。最后，商汤仅用七十里的‘薄’地，就兼并了桀的天下。这说明，商朝是用经济手段推翻夏朝。另外，平牟曾经看到过，商代的许多青铜器上，带有一种特殊的图案：老虎口下有一个人。比如虎食人卣，虎食人钺，虎食人鼎等等。从这些命名中可以看出，二十一世纪初的学界认为这个图案代表老虎吃人。在东周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平牟却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这种观点来自儒家对商朝的污名化，以为商朝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事实应该是：老虎代表军队和恐怖势力，即所谓的凶器，而人形代表思想。整个图案代表的是，人可以通过思想与利诱，使得张开口的老虎，不吃人。就好像马戏团的老虎吃饱了不会伤人，还听人指挥一样；有钱能使鬼推磨。后来的《孙子兵法•九地篇》可能就是受到这个思想的启发，提出：“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也就是说，把柔弱的处女放在危险的境地，敌人接近的时候，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天方夜谭中‘渔夫的故事’，也说的是人一定能用智慧以弱胜强战胜魔鬼。此外，还有些案图案是两只张开口的老虎，中间一个人。这代表人可以使两个敌对势力相互厮打，自己坐山观虎斗，表达了人性战胜狼性的思想，无论在战场还是商场都适用；教唆周族人替他们抓捕姜族俘虏就是一个实例。因此，商朝人到处宣扬，到处刻画类似图案。这也表明，他们认为，枪杆子虽然能够夺取政权，但经济力量和人类的尊严，专门降伏枪杆子，把利益用到好处，就能避免战争，化干戈为玉帛。进一步解释，就是意识形态一文不值，人们关心的还是利益。这也符合资本主义对道德的认识；如果行善总有好报，那么，行善的人就越来越多。如果作恶成本越来越高，那么，作恶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一切都是经济核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欧洲，古希腊的雅典，商业发达，信仰多神教，接近现实主义，每位神祇代表人类性格中的某一侧面。而斯巴达则是优生学的鼻祖，属于理想主义。古罗马也是开始时，信仰多神教。但到了被基督教统治之后，就出现了理想主义。所幸的是，在宗教的宽容下，出现了文艺复兴。所谓的人文主义，就是现实主义。在大同社会中，两种主义各有千秋。当双方都学会了相互妥协，取长补短后，文明就得以发扬光大。但在小康社会，理想主义希望统治者宽容，仁爱，现实主义则希望统治者设计制度和法律，制裁恶人。双方都不肯妥协，往往两败俱伤。中国的内法外儒，其实是打仗理想主义的旗号，干着现实主义的事情，是全人类独裁统治的最佳典范，也是使一个国家迅速衰败最简单的方法。历史上，两个理想主义掐起来必定你死我活，因为，两者都不按照现实说话；就好像前文说的，商朝用烤裂的龟背做意识形态，而周朝用六十四卦做意识形态。这两种意识形态要是发生了争吵，都玩辩证法，谁也休想说服对方。如果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对决，则理想主义者看不到对方的经济和技术实力，而现实主义者忽视了理想主义者动员集体的能力。但要是两个现实主义者发生矛盾，最后一定是用利益来摆平。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现代法律是建立在实用主义基础之上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获得和平；现代文明的底线就是，在财富和土地的流转中，凡由暴力抢劫或战争来实现的就属非法，而自愿交换，且不流血的，就是合法的。政治是妥协的艺术，这个概念来自实用主义。

周礼代表的理想主义，在当年的确有取代法律而约束君王的作用。比如，楚文王熊赀刚继承王位时，有人献给他名犬和良弓。文王喜不自胜，立即带上这两件宝贝到云梦泽畔围猎。三个月后，回京途中，遇到一名丹阳美女，文王就把她带回宫内，二人日夜寻欢作乐，一整年不朝见文武大臣，把国家政事完全抛到了脑后。

熊赀刚出生时，其父楚武王就挑选葆申作他的保育官，即大葆官。武王临终前，又请葆申继续照管、教导儿子。因此，楚文王一直对葆申很尊敬。

这一天，葆申闯进宫内，历数文王玩物丧志，贪恋美色，应当受笞责！楚文王求饶。大葆官不依，文王只好接受惩罚。葆申打得很轻，文王说，要打就该下狠手，这样我记不住。于是，葆申真的打起来。打过之后葆申说，自己冒犯了君主，这是死罪，转身出去自杀。被楚文王命人拦了下来。此后，楚文王远离围猎和美女。励精图治，楚国很快就强大起来，兼并了周围三十九个小国家，成了雄踞南方的一大强国。

这就是周礼的作用。它要求君、臣双方都懂得承认错误，懂得谦让，虽然都不受法律约束。可以说，在不理解现代法制的古代，帝王的合法性来自他们愿意承担责任，知错就改。另外，由楚国兼并小国的事实也能看出，理想主义的生财之道是依靠掠夺，侵占他国，或者是压迫百姓出钱，出力，比如治水，兴兵等。相比之下，实用主义者的生财之道是让百姓自由发展商品经济，从中收税；即使有市政工程，用钱也要核算。鼓励各行各业，多元化。不要觊觎别人的土地和财产。理想主义者依靠‘外财’生存，实用主义则鼓励百姓开发‘内财’。平牟的改革是希望回归大同社会，善用两个主义。这样就不会有战争的风险。他想要的，不过就是有一碗安心的饭吃。 

此刻，几位贵族又坐不住了，“你敢诽谤周礼。”

平牟，“各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残酷，经济越来越凋敝吗？这就是由僵硬地执行‘周礼’造成。要想回到大同社会，就必须改变现在的制度。”

贵族席，“几百年都延续下来了，也没出什么大事，为什么要改？”

平牟，“作为贵族，你们感觉岁月静好，可是，你问一问百姓们，他们的日子还过的下去吗。别以为这与你们贵族无关，百姓过的不好，迟早会让你们尝到恶果。还记得国人暴动吗？”

贵族席，“你说说看，是什么原因让我国百姓过的还不如远古大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