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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憙，“这是我们上大学第一年就学的东西。你连小学都没上过，不要在这里班门弄斧。”
平牟，“可你是否想到过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打平天下，统一海内，但做事却不遵守礼仪。尸横遍野，杀戮无数。那么，你说这个人是否既有礼，又有德？有权全有，无权全无？”
司马憙，“不可能，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不懂礼数，却能够拥有天下，荒诞至极。”
平牟，“这事太可能了，从古到今，什么时候不是口是心非的人坐拥天下？而言行一致的人被赶下台？就拿周朝举例：你们没有推翻商朝之前，用周易六十四卦来反抗商朝的龟卜占卦。用这种意识形态推翻商纣王的统治。现在，你们夺得天下，又用周礼来给人们洗脑。怎么不用六十四卦了？因为，别人学了六十四卦后，也能推导出推翻你们统治的卦象。所以，你们必须改用周礼来给大家洗脑；周礼里面，根本没有一个推翻暴君之礼。说了半天，你们推翻别人有理，等到坐了江山后，别人推翻你们的时候，就改用一套说辞。变个花招，把人骗了。这不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吗？”
司马憙，“谁是墨索里尼？”
平牟，“就是一个，无论干什么坏事，永远都有理的家伙。”
司马憙，“还有这种人，那他太聪明了。”
平牟，“你很崇拜吧？”
司马憙转过弯来了，“不，不，不，我怎么崇拜这种人？”
平牟，“另外，谁能证明女叔齐与子家羁俩人不是在晋国与鲁国之间，互相吹捧，谋取两个国家的官位？”
司马憙，“你太小看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了，我们做事是有原则的。从来都是诚信为本。”
平牟，“诚信为本的人，会篡改历史吗？”
司马憙，“笑话，诚信为本怎么会篡改历史？”
平牟，“那好，你给我说一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这两句话怎么解释？”
司马憙，“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质朴多于文采就难免显得粗野，文采超过了质朴又难免流于虚浮。”
平牟，“那么这个‘史’当什么讲？”
司马憙，“虚浮。”
平牟，“所以说，在孔丘的观念中，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他讲的历史，用的都是春秋笔法，能信吗？你个傻瓜。”
基督教也有类似情节，比如圣经中关于巴别塔的说法，经现代考古发现就不是那么回事。但是，经书这样说就不为过。所以，四书五经里面说的，都有可能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为了表达某种理想所讲的故事。
司马憙，“也许有的时候，为了某种主义，做一些文字的修改是必要的。但绝对不会篡改历史。”
平牟，“那好，我再提一个问题。既然周朝能够推翻商朝，你说说，什么时候别人可以推翻周朝？”
“那得百姓说了算。”
平牟，“如果不让百姓说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百姓还怎么说了算？”
司马憙，“我不跟你说什么推翻不推翻的，我们应该着眼于未来。我们将来还要实行按需分配，你们成吗？你说说，你推崇的大同国家，由谁来分配财富？”
平牟，“大同国家由市场分配财富，哪里会有什么人来分配财富？玩公有制把你们的脑子都搞糊涂了吧？要不怎么说公有制就是万恶之源呢；凡是由人来分配的体制，一定是贪腐的温床。前朝人已经懂得了这个道理。你们革命的结果，不过就是跟人家的先进经验抬杠吗？非要回到公有制度的时代，还按需分配！剥夺百姓的财产，按权贵的欲望分配倒是真的。你们撒下这个弥天大谎，为的就是一小撮人不劳而获。原本就想割韭菜，骗了一茬又一茬，如今，你们那点戏法都变完了。还有什么尿？”
司马憙翻了翻白眼说，“你还是没明白礼乐文化的意义。我们是真诚的希望人人都过上幸福的生活，并为此而奋斗。我们的社会不是已经没有穷人了吗？”
平牟，“穷人多得是，只不过你们使用了各种障眼法，让百姓生在穷中不知穷。你们知道这叫什么吗？”
司马憙，“什么都不是，是你在妖言惑众。”
平牟，“《庄子·齐物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玩猴子的人，对猴子说，早上喂你们三个橡子，晚上喂四个，猴子都不高兴；他又说，早上喂四个，晚上喂三个，猴子便高兴了。你们其实就是想拿百姓当猴耍。”
司马憙，“不管怎么说，我们祖先流血的初衷，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平牟，“世上没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正相反，所有的人都是专门利己，毫不利人。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与人的区别就在于有些人的眼光长远，另一些人鼠目寸光。前者称为精致的利己主义，后者是愚昧的利己主义。而这群目光短浅的人，只图眼前利益，不为日后打算的人，只图嘴上一时快乐，吹牛皮不上税。越是这种人，越一天到晚标榜自己道德高尚。目的无非就是要让别人听从他的安排。暗中偷走大家的人权，然后不劳而获。这本来是一种愚昧的利己主义，但如果能想办法让群体失忆，它就比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更有市场。一群愚氓拥戴着一个自欺欺人的傻瓜；却自封是理想主义。这种无本的买卖一旦得势，搂钱比谁都狠。但最后一定是害人害己。”
小康社会注重虚假的道德，依靠理想主义的幼稚来支撑，其实那东西不堪一击，根本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莎士比亚写的《雅典的泰门》，有钱的时候挥金如土，助人为乐；没钱的时候，报复社会。相反，大同社会的法律，要求人人注重信用，以此获得共同的利益。其实两种做法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个人利益。区别就在于前者只注意好名声，没有实际内容，当财源耗尽，体系就垮了。而大同社会建立信用的本身就是为了赚钱，为了有更多的生意找上门来。事情非常简单，是人就一定趋利避害。想得远一些的人，做事就漂亮一些；没什么阅历，就会喊口号的人，做事当然就蠢笨一些，但也可能靠卖萌取胜。
在平牟心目中，法厄同就是目光短浅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刚愎自用，不肯听取被人的意见，哪怕是老爹的意见。可悲的是，他面对的是大自然，不是人群，想卖萌都卖不了。或者说欺骗民众容易，欺骗大自然不可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
司马憙，“人怎么可以没有理想？”
平牟，“人的确要有理想，但不能成为主义。一旦变成主义就是一群愚氓。”
司马憙有些软了，他说，“就算是变成私有制，那也要在我们的掌控下经行私有制转变。”
平牟，“怎么还不明白？改的就是让你们交出权力。权力如果在你们手中那算什么私有制？改来改去，不都进了你们的腰包？只有公平选举，由选出的代表制定好了规则才能进行分配。”
司马憙，“地方改成选举制还好说，但是把整个国家改了太不靠谱。最后连个拍板的都没有了。那成什么了？还不如···。”
平牟，“地方选举后，经济活动繁荣了，事情不是更容易做了吗？为什么非要权贵说了算？”
司马憙，“说了半天，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参加竞选？”
平牟，“我不参加竞选是因为宪法的大部分内容是我提出来的。如果我参加竞选，这不公平。给后世留下坏的榜样，这叫避嫌。此外，我不是在中山国出生的，议会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人，那需要议会成立以后讨论决定。”
司马憙，“怎么，你说国家的宪法也和地方法律一样，一天到晚的修改？”
平牟，“当然，要不然怎么叫大同社会？没有‘祖宗之法不可变’这么一说。老百姓说得有道理，就得变。”
司马憙，“这就是你心虚了，你其实就是敌国的奸细，你想把中山国搞乱，然后回去到你主子那里报功。”
平牟，“你才是卖国贼，你勾结赵···。”
司马憙一听这话，立刻就软了下来。平牟也就不说话了。
原来，当年阴姬和江姬争着要做中山君的王后。司马憙对阴姬的父亲说：“争当王后的事如果能成功，那么你就可以得到封地，管理万民；如果不能成功，恐怕您连性命也保不住。想要办成此事，为什么不让阴姬来见我呢？”阴姬的父亲跪拜叩头，说：“事情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要好好地报答您。”司马憙于是向中山君上书说：“我已有了削弱赵国、强大中山的办法。”中山君很高兴地接见他说：“我想听听你的高见。”司马憙说：“我希望先到赵国去，观察那里的地理形势，隘口关塞，人民贫富，君臣贤愚，敌我力量的对比。之后才能确定，眼下还不能陈述。”于是，中山君派司马憙前往赵国观察。
司马憙拜见赵王说：“我听闻，赵国是天下最善音乐和出产美女的国家。这次我来到贵国，走城过邑，观赏人民的歌谣风俗，看遍形形色色的人物，却没有见到任何天姿国色。我曾周游各地，若说绝顶漂亮的，非中山国的阴姬莫属。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仙女下凡，她的艳丽难以用言语描画。她的眉眼、鼻子、脸蛋、额角、头形、天庭，真是帝王之后，绝非诸侯的嫔妃可比。”赵王听的有所心动，就说：“我怎么才能得到她？”司马憙说：“我就是随便的说说。你想得到她，这可不是我能决定的，希望大王不要把此事泄露出去。”
司马憙返回中山国后，向中山君报告说：“赵王不是贤明的君主。他不喜欢道德修养，却追求淫声美色；不喜欢仁德礼义，却追求勇武暴力。我听说他竟然还想得到阴姬。”中山君听后，很不高兴。司马憙接着说：“赵国是强国，他要得到阴姬。大王如果不答应，国家就会危险；如果把阴姬给他，不免会遭诸侯耻笑。”中山君说：“那该怎么办好呢？”司马憙说：“大王立阴姬为王后，以此断绝赵王的念头。世上还没有要人王后的道理。即使他想来要，邻国也不会答应。”中山君于是立阴姬为王后（这就是次虫的娘，从这里也能看到，战国时代，国王办事还是要考虑国际舆论的），赵王也就没有再提娶阴姬的事。
此外，司马憙出使赵国，还想让赵国帮助自己谋求相国的职位。虽然最后，他不是因此当上相国，但这种行为，等于是一种叛国。这些事情都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司马憙本来以为做得天衣无缝，神不知鬼不觉。今天被平牟点了一下，他心中疑惑，以为平牟在赵国有眼线，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底细，因此不敢再多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