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本主义----《礼运》

老聃和庄周一直希望统治者能够尽量放弃权力。少去干涉固有的社会和市场秩序。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说出天子放弃权力以后，社会秩序谁来管理？这个问题早在古希腊时代就被人们自发地解决了。这就是现代民主制的雏形。民主制经历过数千年的风风雨雨，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不敢说它就已经完善了。或者说，正是由于它的不完善，为无数的有为之士找到了表现自己和表达自己的机会。

西方国家很多人研究老、庄感觉非常困惑。1980年左右，我在故宫遇到一位罗马尼亚人；当时的东欧还处在苏联的统治之下。他看着一幅匾额上写着“无为”二字，就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无为”的意思，就是不要做什么。他想了想问，“为什么什么都不做，是懒惰吗？”从这里，我认识到，要让西方人理解这两个字有难度。因为，他们的驭民术还没有达到中国历史上的高度。干什么事情都很直白，不懂得政府减少干预的重要意义。因此所以，他们认为，什么都不做就是“懒惰”。

老、庄提了无为之治，经过几百年的沉寂后，到了汉朝初年，有了一些眉目。关于，“礼运”的作者是谁？曾经有过争议。有些人认为“礼运是战国末年或秦汉时期儒家学者托名孔子答问的著作。”：孔子参加蜡祭。仪式结束后，他走出宗庙大门，爬上楼台游览，想到了鲁国，长叹一声。他身边的言偃问：“夫子为何长叹？”孔子回答：“大道实行，以及夏、商、周三代明王当政的日子，我孔丘都没能赶上，那是我向往的时代。那时，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选取贤良和有能力的人来治理国家，人与人之间言而有信，和睦相处。因此人们不只将自己的亲人看作亲人，不仅仅将自己儿女当作儿女，让老年人可以颐养天年，使壮年人有贡献才能的机会，让年幼的人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使鳏夫、寡妇、孤儿、年老无后和残疾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各尽自己的职责，女人都有自己的丈夫。人们不会浪费财物，但节省下来的东西并不是非要归为己有。人们担心自己的能力无处使，但不一定是为了自己才出力。所以，阴谋诡计被抑制而无法实现，烧杀抢掠的事情也不会发生，因此住宅的大门无须关闭。这样的社会就叫大同世界。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大同社会’就类似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领导人是由选举产生的，凡是弱势群体，都有生活保障。不同的是，古代人们认为男人是女人的饭碗；因为古代，大部分的工作，都需要体力。所以说，“女子都需要有自己的丈夫”。而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大量的工作已经不依靠体力，女人也可以工作；这一条是古人没有想到的。每个人都珍惜财物，并不是为了私藏它们，而是一种美德。我们能够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家门口摆放着用过的家具，电器，工具，图书等，随便拿。不但增加了物品的使用寿命，还减少环保成本。老年人在公交车上，如果携带重物，一定会有人上前帮忙。更不要说摔倒后，立刻有一大群人过来搀扶。由于制度设计合理，工作时间不长，个个精力充沛，想象力和创造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最担心的是没有展示才能的机会。能够赚到大钱更好，赚不到大钱，也不会饿死。当人人都有希望，都忙于自己的前途时，怎么会有烧杀抢掠的事情？即使有阴谋诡计也很难实现。

对比西方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并非源于马克思，而应该从柏拉图的《理想国》算起。）提出的，人们为兴趣工作，按需分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有的人兴趣就是冒险、犯法、捣乱，这种人如果也按照兴趣工作那岂不是天下大乱？所以，必须要有法律，而法律必须是由全民认可，全民同意，不断地按照多数人的想法修改的规则。这与所有的‘共产主义’人治社会格格不入。西方学者提出这种人治的理想社会，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没有经历过真正的专制统治。如果他们经历过类似中国这样两千年的权本主义，并积攒了两千年为帝王诡辩的宣传文献，他们也会明白，只要是人治，绝对没有好日子过。这就好像西方学者，当年羡慕东方人的科举制度，认为，中国人只要能够通过考试，就一定有饭吃，而他们没有这种制度，即使是最天才的学者，也可能流浪街头。这其实是他们的幻想。古今中外都一个样，任何人，只要没有自立能力，就没有真正的自由。较为理想的社会应该是在绝对独立与绝对自由之间摆动，摆角由人民通过法律来选择。一方面，社会应该尽早发现真正的精英，另一方面，得到认可的精英也应该懂得自爱。

“礼运”接下来这段文字描写的是小康社会：如今大道已经消逝了，天下成了一家一姓（集团、帮派）的财产。人们只将自己的亲人当亲人，自己的儿女当儿女，财产和劳动力都（打着公有的旗号）成为私有的。天子诸侯的权力世袭，已经成为名正言顺的礼法，修建城郭沟池作为防守。制定礼仪作为纲纪，（不用法律只用习惯来统治）以此来确定君臣关系，使父子关系专一，使兄弟关系和睦，让夫妻间关系互敬，确立各种制度，划分田地和住宅，敬重有勇有谋的人，为自己建功立业。因此，诡计悄然而生，战争也因此而爆发。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和周公旦，因此成为最杰出的人物。这些君王，没有一个是不严格奉行礼制的。他们彰显礼制的内涵，并用它来衡量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揭露过失，以此彰显礼让的典范，为百姓树立榜样。如果有越轨的反常行为，即使是有权势的人也要退位，百姓也会将这种人看作祸害。这样的社会就叫小康社会。

从这里看出，小康社会就是权本主义社会。首先是，权力必须掌握在‘赵家人’手中，按照陈云的话说，“还是我们自己的孩子靠得住。”一切按照等级行事。由礼法规定了君臣父子关系，该喜欢谁，不该喜欢谁是按照习惯来的，而不是你的真心感受的流露（所有的发明创造都来自百姓真实的感受和需要。如果不了解这一点，任何发明都不会被百姓接受，或者说不赚钱，不能持久。而儒家坚持礼法，就必须压制百姓的感受。后面的发明创造就更是免谈）。一个人的诚信，不是像资本主义那样，用你的身家来衡量。而是，权贵们试探、考验后决定的。经过多年权本主义的实践，人们发现，历朝历代，篡权的大多数是儿子或者亲信，兄弟反目成仇的数量，远远超过资本主义用利益评估的信任。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中，尽量避免亲朋之间有利益关系；真正的利益关系只出现在商场上面。如果在生意场上出现了亲情，那么，最后一定得不偿失，更有可能两败俱伤。资本主义用法律来掌控社会。权本主义使用习惯（礼）来控制一切。权本主义不能使用法，因为，法律是民主协商后的产物。权本主义既然没有民主，当然只能使用千年不变的习惯。这种做法，造成权本主义即不懂得科学，也没有创新的能力。所以说，资本主义与权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是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商纣王坚持任人唯贤，只要有能力，连囚犯也可以重用。这就成了周武王给他判定的一大罪状：不任人唯亲。此外，权本主义的小康社会中，对于思想严格的管控。按照孔子的话说是“不逾矩”古代使用的是“礼”，现代使用的是“红头文件”，这种做法导致人们缺乏想象力，不敢创新。而没有想象力的民众又导致经济的落后。等到大家都受不了的时候，就来一次革命，新的统治者重新建立等级和权重。最后一句是最为矛盾的：“如果有越轨的反常行为，即使是有权势的人也要退位，百姓也会将这种人看作祸害。”这里的矛盾就在于，一个独裁者，即使有越轨的反常行为，他会承认吗？谁来判别？古今中外，哪个独裁者会自己退出历史舞台？百姓将他看成是祸害，他就下台吗？从这里看出，中国人研究政治，永远都是避重就轻。结果导致了中国人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善始善终。

小康社会的一切描述，大陆中国早就做到了。唯独这最后一句没有做到。按照历史上的习惯，或者有人篡权，或者农民起义，才能推翻原有的统治，靠独裁者自觉下台，绝不可能。

孔子与柏拉图的人治思想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认为圣人不会出错。其实就是他们自己想当皇帝。至于怎样的人才算是圣人呢？谁也没有说清楚。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就算有孔子那样的修行，也要七十岁以后才能做到不逾矩。那么，在此以前，都可能逾矩。因此，不该当皇帝。而中国皇帝的平均寿命仅仅39岁。照此看来，几乎没有一个皇帝配用“圣上”的称号。

直到最近才看到有人发现《礼运》是汉代的戴圣写的，这就对了。为了说明权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我们曾经引用过的淮南王刘安的《齐俗训》而《礼运》也是汉朝人写的。《货殖列传》还是汉朝人司马迁写的。这三个人都在汉武帝之前，或者同時。这说明在汉武帝之前，由于文帝和景帝大力提倡老、庄的‘无为之治’，‘与民休息’。使得资本主义的势力得到很大的提升。这应该是当时的学者们深刻地总结了儒家、法家等权本主义的危害，进行反思，从新认识周朝以前的做法，从新思考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思想。汉武帝为了打仗，利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导致中国从资本主义边缘，再次陷入权本主义的深渊。就洗脑方面，汉武帝也听取了董仲舒的意见，大力扩建“太学”由这些学员向全国灌输权本主义思想，形成了类似‘党校’一样的宣传组织。汉朝的衰落从此开始。一方面，汉武帝发动战争后，中国人口从三千万锐减一半，只剩下一千五百万。另一方面，百业凋零，直到灭亡就一直没有缓过气来。如果当年得到政权的是刘安而非汉武帝刘彻。那么，中国将会是另外一番景象。《淮南子》除了探讨权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别之外，还思考了法律和执法问题：“从前，司城子罕辅佐宋君，一次他对宋君说：“国家的安危，百姓的治理，均取决于君王施行的赏罚。这爵禄的赏赐，是人民所喜爱的，就请您国君亲自执掌；那诛杀刑罚，是人民所怨恨的，就由我来担当这角色。”宋君听后说：“好。我受百姓赞美，你受百姓怨恨，这样一来，诸侯们就不会嘲笑我了。”但实际上宋国人知道生杀大权掌握在子罕手里后，大臣们就亲附子罕，百姓们都畏惧子罕，不到一年时间，子罕就将大权旁落的宋君杀掉而篡夺了宋国的政权。所以《老子》说：“鱼不可脱离池渊，国家的‘利器’不可随便让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