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绘画的认识--5·

油画《自由领导人民》，或译成《自由引导人民》由法国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为纪念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而创作。此画最早在1831年的巴黎沙龙上展出。

我第一次看到这幅画，就感觉什么地方不对劲。当时没有仔细思考。直到我认真分析以后发现，问题出在了画面的光线。光线来自画面的左侧，对于女主角来说是右侧。让我无法接受的是，来自这个方向的光，照到了她胳膊的外侧，因而胳膊的内侧处于阴影下面。但为什么，光线同時照到她的左面上？而且，她的右肩膀也反射光。难道那束光不会被胳膊挡住吗？因此，我设想，应该用左臂举旗，右手持枪，或许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自从1789年以后，法国人就有了革命的传统。不过，我认为，如果人们了解一下中国，这个东方革命专业户的话，法国革命真是小菜一碟。革命就是把一种意识形态简化成口号，号召人们起来反抗不公平，以推翻原有的意识形态。革的意思是改变，命的意思是天命，就是意识形态。简单的看一下中国的口号，就能对革命有所了解。汤王伐桀的《汤誓》，武王伐纣的《泰誓》。到了陈胜吴广革命时，文人都杀光了，绉不出那么多的文字来，于是简化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大楚兴，陈胜王”。汉末黄巾起义的时候，借用了道教的思想“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唐末黄巢是个落第书生，革命口号是“天补均平！”“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元末韓山童起义的口号“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李自成，“吃他娘，穿他娘，打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洪秀全“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人田，天下人同耕。”各式各样的革命口号不胜枚举。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所有的口号都声称平均分配财富。而所有的发起人都要求别人把分配权交给自己，进行分配。最后，无一例外地进行加权平均分配，亲我者多得。百年一过，贫富差距再次过大，又来一场革命。

法国革命与中国上述那些革命的唯一的区别就是，除了提出平等的口号，还提出了自由的口号。这个自由的口号导致了资产阶级的诞生。资产阶级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至此，停顿了数千年代人类文明，再次恢复了活力。资本主义的创新财富使得社会的总财富成倍的增加。有了钱的资产阶级，为了享受社会的稳定，也为了获得成就感，就向穷人提供了福利。而老板们为了员工更加专心于本企业的发展，尽量提高他们的收入。就个人而言，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在为所有人提供了福利的基础之上，解决了僧多粥少的问题。因此，上层社会也能够安享晚年。比较一下中国历代皇帝的寿命，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富豪的寿命，就能理解这一点。

1789年，法国革命的真正贡献，仅仅是提出了，“不自由、平等、博爱，毋宁死。”的口号而已。但它干了很多相反的事情，比如，革命者用不自由，不平等，不博爱的方法，强迫法国全境的人民必须使用巴黎语言，这就是后来的法语。再比如，1793年，妇女俱乐部和社团被禁止，同时妇女也被禁止在公共领域参加政治活动，法国重回“男性社会”。所以说，依靠革命得到的不过是另一种方式的独裁。一次又一次的独裁者之间也是冤冤相报。真正把自由资本主义精神推向世界的是英、美。因此，才有了撒切尔夫人那句话，“在我的有生之年，人类所有的灾难都来自欧洲大陆，而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来自说英语的国家。”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英国历史上曾经饱受法国蹂躏。英语中的pork（猪肉），其实是法语中的猪porc。当年就是因为法国贵族看到的总是猪肉，而英国贫民见到的都是生猪，所以，后来的英语中，才有了pig代表猪，而pork 代表猪肉。英国没有那么多革命，却借鉴了法国提出的‘自由’概念，经过几个世纪的励精图治，后来终于超越了法国。所谓多难兴邦，是指这种遭受苦难后，改正自己缺点的国家。但如果把苦难说成诗情画意，不想改正，那就继续受苦吧。

我们现在所谓的左派和右派产生于法国大革命。坚持自由的一派人是右派，坚持平等的一派人是左派。从财产上划分，没有赚大钱技能的人，要求平等，这样一来，那些赚钱多的人，就必须照顾他们这些穷人的利益。能赚大钱的人就要求自由，谁也不要管谁，不愿意照顾那些赚不了大钱的人。这其实是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望旦辩。也就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任人唯贤，是让每一个人自己奋斗创出一片天地。任人为亲是集体抱团，逼迫能赚大钱的人交出一部分利益。这两派人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作用。左派强调集体意识，独立思考能力弱，统一领导，即容易破坏原有的体制，也容易产生独裁者。右派独立性强，在古代遇到战争时，不容易统一领导，但和平年代容易发展经济。

如果从人性的角度划分，上述左、右两派的定义就过于简单。人的天性就是自私；依靠意识形态获利的，是权本主义，它一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鼓吹建造人间天堂，另一类是为你死后营造乐土。只要你相信了这些天堂，你就等于把自己的人权交给他们，成为他们的本钱，所以称之为权本主义，左派就属于这个范畴。相反，不去建天堂，而依靠人类共同的贪婪，各自发展生产，满足别人需求的，就是资本主义，主要为右派，他们存在的基础就是财富。表面上看，建造天堂的应该更加温良恭俭让，而依靠贪婪的，应该穷凶极恶。可实际上，正好相反。这就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体现。建造天堂的人们，不以市场规律做为基础，就必须有另外一套规律；加权平均主义。这样一来，原本对生产的贪婪，变成对权力的贪婪，没人生产，最后狼多肉少，相互残杀。见过文革武斗，或者革命者内部清洗的人都见怪不怪。而利用贪婪，发展生产的资本主义，当基本需求满足后，就上了一个台阶，新的台阶又被满足，就再上一个台阶。有了足够的财富，自古以来的各种口号都有了实现的可能。

懂得自律的权贵，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产。孔子的全部设想，就是一群懂得自律的贵族（君子即国君之子）来领导社会。遗憾的是，儒家不懂得贸易和经济的作用，如果君子沦落成了孔乙己，那就成为笑柄，还怎么领导社会？英国的贵族从小就在独特的环境学习自律。清朝康乾时代也对贵族子弟实行严格的教育。美国没有贵族，但是，美国的大部分富豪懂得自律，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哪个富豪企图田氏代齐。因此，美国的富豪们可以扮演贵族的角色。法国在大革命以前，国王与贵族们已经开始对平民进行妥协。在这种情况下，激进派鼓动革命是否妥当，因此失去了贵族精神，一切革命都由痞子领导。俄国也是如此。由于痞子运动封锁了消息，因此在很长时间里，革命党一直被美化成视死如归的英雄。而贵族却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这其实是颠倒黑白。什么是真正的贵族？伯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中描述，“他们这些人中间，没有人因为想继续享受他们的财富而变为懦夫；也没有人逃避这个危难的日子，以图偷生脱离穷困而获得富裕。”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战死的将军115人，共产党战死的将军1人左权。这两个数据告诉人们，什么是痞子，什么是精神贵族。在古代，痞子靠超限战取胜，随着科技的进步，痞子的胜算越来越小。

所有的革命都是因为一些人无法生存而爆发的。法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暴动，还不如中国那些驾轻就熟的改朝换代；反抗者只要一拿到权力，先找一批知识分子作谋士。可是，法国革命则是稍不顺心就起来反抗。结果，获得权力的群体在国会中也没有包容精神，使用各种手段，尔虞我诈，自相残杀。直到今天，这个惯性依然存在。欺软怕硬是痞子的特色。从一战结束到二战开始，在对德国人的态度上，法国人把这两四个字发挥得淋漓尽致。二战结束后，法国对美国的态度也是如此。到了乌俄战争，法国人还是第一个要求乌克兰割地求和的国家。根本的原因是法国人玩意识形态的人太多，而勤奋工作的资本主义者太少。反正财富是靠意识形态得到的，丢了也不心疼。

既然权本主义是靠意识形态生存，那么，它就与文人的利益不谋而合。因此，我们看到的，建造各种天堂的，无一例外，都是文人。文人个个希望“语不惊人死不休。”“一言而定天下法。”“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结果，真正让历史倒退的，就是他们。因为，信众误以为，只要有了意识形态，社会自然就会变好。结果，没人注重经济，狼多肉少，社会变得更加凶残。到了现代社会，独裁者已经发展到绑架人民，敲诈资本主义。

真正解决问题是资本主义，当资本主义的财富增加后，就有了新的解决方法。比如，当年马克思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用一大堆新字眼，描述了那时财富分配的不公平以后，德国政府在马克思去世的1883年，率先建立了西方社会中最早的福利制度，事实上解决了百姓无法生存的问题。

可后来，这群玩意识形态的人，为了不劳而获，对革命理论做了相应的调整；夸大外部敌人，吓唬本国百姓，获得权力的集中。从二十世纪以来，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使用这招。以此掩盖自己的问题，导致日趋腐败。而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改正本国的各种问题，逐渐强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对内可以随便撒谎，但对外就不好说了。于是在对外关系也玩起了兵法。用郭德纲话说：

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

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

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

你和他讲政治，他和你讲国情；

你和他讲国情，他和你讲接轨；

你和他讲接轨，他和你讲文化；

你和他讲文化，他和你讲孔子；

你和他讲孔子，他和你讲老子；

你和他讲老子，他给你装孙子！

经过二十世纪这种变化之后，到了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逐渐完善，至此，依靠人类贪婪而建立起的资本主义获得成功。而号称建造天堂的社会主义国家，贫困程度堪比地狱。摆脱这种困境的办法就是发动战争，战争不但是独裁者集权最好的理由，也是他们摆脱经济困境唯一的办法。遗憾的是，现代战争需要高科技，高科技需要的是规则。而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依靠不讲规则才存在的。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说法：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