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能用左派、右派来区分吗？--1

在民主国家，右派主张，适者生存，物竞天择，左派认为，辅助弱者，不得逞强。人们一直认为，左派代表正义，右派代表贪婪与欲望。但是，仔细想一想，左派辅助弱者时需要力量，这个力量却来自右派的积累。或者说，在远古，人们不懂创新经济的年代。所有的人寅吃卯粮，没有平等和不平等的概念。只有当贪婪的欲望使某些人提高效率，获得比别人多的财物之后；不平等才出现了。如果穷人和富人之间，没有任何交往的话，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谁也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对的。只有当贫富之间有了互利关系，才出现不可容忍的事情。当贫富差距过大时，在民主国家中，左派需要用舆论压迫右派交出力量（资金）以便实现理想的财富平等。而右派受制于舆论，不情愿地交出资金。左派和右派的划分来自法国大革命；左派要求平等，右派要求自由。经过二百五十年的变化以后，问题来了，当年的国家，贫富比例是金字塔型，底层穷人活不了，所以抱团左派。而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感觉不到贫穷。这种划分就不合适了。因为，左派得不到足够多的穷人支持，就要想办法扩大穷人的数量。

这种变化也使得左、右的定义产生了变化。比如，最近挺犹和反犹似乎成了舆论的焦点。一般的来说，右派挺犹，左派反犹。可是，当年正是左派支持以色列建国。再比如，美国左派正是当年支持3K党保留奴隶制的人。而右派当年则反对奴隶制。又比如，当年伊朗在巴列维时代，本来是接近文明的。但是，纽约时报与左派联合推翻了这个政权，让美国的敌人，伊斯兰革命者上了台。直到今天，依然是美国的心腹大患。还比如，本世纪初，中国舆论挺以色列，但是如今却偏向哈马斯。在一般人的眼中，教宗应该是右派，但当今的教宗方济各却说：“团结，即穷人的财富，常常被认为是反生产的，是与金融逻辑和经济相悖的。”明显的左派集体主义言论。

从这些不断变化的立场，观点中，能够察觉到，如果仅用左和右来描述一个派别，就会出现混乱，因此，有必要用两个更加清晰的词汇，代表这两派。

本文用意识形态派代表左派（简称意派），而用原生形态派代表右派（简称原派）。前者是使用意志的力量来改造社会，后者是用原生的，非意识的力量来运转社会。什么是意志的力量？号召集体主义的力量，谋略的力量，宗教的力量，总之，某种意识形态的力量。什么是原生的力量？牛、马的力量，生物的力量，水流的力量，空气的力量，等价交换的力量等等。意派人讲究人性，注重人情，知恩图报，但也容易使感情超越法律，出现贪污。人们常常把送礼叫做送人情。送人情必须先有人情可送才成，最大的人情莫过于领导的‘关怀’。坚持平等的左派，特别注重感情。因为他们需要‘团结’没有感情怎么团结？文革的时候，就常说，“亲不亲，阶级分。”有了阶级，血缘，民族之情，才容易有感情，歌里也唱，“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但是，相同的宗教、民族、主义、血缘等，产生了同样的感受，就一定失去了不一样的创新能力。或者说：没有了不一样的渴望，没有了不一样的欢乐，不内卷还等什么呢？此外，一个群体，如果到了分配财产的时候，怎样才算是平均呢？股票，存款，房产，土地，名誉，地位等，它们都在不停地变化之中。因此，必须有一个领导做决定。没人能够一碗水端平，只能是吃亏的，领导记着，下次补回来，占便宜的，也记着，下次贴回去。这就使得领导人不能变更。不变的领导一定会被权力所腐蚀。哈耶克说，“在这个世界上，平等待人和试图使他人平等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总是存在。前者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前提条件，而后者意味着“一种新的奴役方式”。”对于被领导者来说，接受了“被平等”就如同交出了自己的人权。得到好处，你必须感恩，这便应验了黑格尔的一句话，“一个过于强调感恩的文化是不可能孕育出民主的，因为无法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平等的关系。”从感恩到回报的做法中可以看出，意派提出的平等概念，最终只能由不平等的领导来执行。对此，哈耶克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迷妄的平等》。名义上信仰某种意识形态，而实际上，依然靠利益团结到了一起。可是，意派不懂得创新经济，只知道零和博弈。当财物短缺的时候怎么办？遇到这种情况，意派有两种走向，一是忍耐，直到一定的时候爆发；王朝内部夺权，宗教战争，法国革命各派相残，各国共产党内部尔虞我诈等，都是典型的意派内部的倾轧。二是把矛盾转移到外面去，或者说，发动战争，到外部掠夺（或骗取）到财物后，进行分配的时候，相互间可以有些谦让。

原派人物，不注重感情，主张人人自立，谁也不牵连别人，痛恨因感情而产生的懒惰、贪腐，任人唯贤。历史告诉我们，原派的做法会使社会总财富增加。总财富增加后，如果再能合理的分配（不是平均分配），那么，一部分财富自由的人便产生更高的追求，比如，为了心灵的平静而做慈善，为了兴趣而创新等。这部分人的比例越大，社会就越和谐。所以哈耶克说，“从自由出发，自由与平等皆可实现；从平等出发，平等与自由都将失去。 一个愿意放弃自由来换取保障的人，其最终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 “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 用后面这句话来衡量当今哈马斯高层的奢侈，与巴勒斯坦底层的贫困，再恰当不过了。由于原派不徇私情，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如果遇到一位比国王还有能力的人，你是否让贤？中国历史上尝试过多次禅让行为，但受周礼的影响，基本上都不成功。反倒是罗马帝国，受古希腊民主以及其本身共和时期的影响，都比较成功。这实际上就是欧美文化总是压世界其他文化一头的根本原因。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古代，禅让都没有形成制度。直到近代英国的君主立宪，才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得最高权力者不必害怕被人取代。

意派人不愿意或者不敢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他们任人唯亲，不讲究能力，就是前任独裁者指定接班人。但这种思想的统一的做法，使得人们形成依赖心理，它无法发挥人类的真正智慧，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永远龟缩在古代的阴影之中，使得整个国家都变成贫困的受害者。原派内部出现矛盾用金钱摆平，意派内部出现矛盾，用刀摆平。

意识形态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存在。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走到极端（就是把财富消耗完了的时候）都会给社会造成灾难。但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却来自各种意识形态所共同承认的那部分。换句话说，没有各种意识形态的出现，就没有现代的普世价值。这也许是意识形态来自各种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地理和自然环境，不同的社会阶层等等。由这些差异总结出来的共同点才能被称作‘善良’。所以，如果永远是原生形态派，那么，就很容易被某种意识形态所裹挟走向一种极端。只有当原派把各种意识形态总结成可行的价值观以后，原派才能长久的立于不败之地。

原派是亲兄弟，明算账，矛盾在内部解决，用大胆的思维与所有的人一起创新财富。由此，我们得出一个判别时政对、错的标准；一场战争如果分不清对错，那就看看，谁是意派，谁是原派。一般来说，原派是有理的一方，而意派是无理的一方。因为，在财富方面，原派能够自立，而意派不能自立。这就好像狮子被野牛挑死，除了白痴，没人会认为野牛无理。原派总是在不停地检查自己，相反任何意派从诞生那天起就把一切坏事都归咎于别人。这就使意派最终都变成残暴的白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