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野蛮的分界

马斯克说，“文明强大，野蛮会有生存空间，而野蛮强大，文明将会被消灭”那么，如何分辨文明与野蛮呢？丘吉尔给出答案：“凡是人怕人，人整人的地方，就是野蛮部落，他们不需要文明和法律，只稀罕权利和金钱，并视整人和控制人为伟大。”但是，在一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很多事情不是这样简几个字就能说清楚的。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很容易感到迷茫。

进一步的观察就会发现，能够整人和控制人的方法，也是随着文明的进步，在不断变化的。在文明没有出现的时候，野蛮部落之间，将抓来的俘虏变成奴隶，为了防止他们造反，就刺瞎他们的一只眼睛。那时的人认为，这样做总比杀死俘虏要文明。那个时代，物质溃泛，在同族之内的奖惩也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何况是外族？它有两种作用，一方面，瞎一只眼的的人，很难战胜不瞎的人，而且，你是不是奴隶，写在脸上，类似后世的刺字。另一方面，用这种方法警告本部落的人，如果作战不勇敢，那么，下场和这些奴隶一样。缺点是，瞎一只眼的人，工作效率低。后来，人们逐渐懂得使用神鬼来控制奴隶的思想。有了意识形态这条软锁链，就不必刺瞎奴隶的眼睛来使他们服从。虽然如此，一旦出现动乱，杀戮还是最终手段。所以才有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懂得用恐吓控制人，比弄残对手以保持自己体力上的优势要文明。

在那样的年代，孔子希望把这种恐吓的做法，进一步的理想化，让大家不要太计较得失，因此把‘礼’作为文明与野蛮的界限。他希望用‘礼’取代法，因为，在那种条件下，法律根本不可能建立在平等的概念上，与其这样，不如在不撕破脸的前提下，解决问题。他说“审理诉讼案件，我同别人一样（没有什么高明之处）。重要的是必须使诉讼的案件根本不发生！”（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个想法被权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做了不同的解释。共产党的解释是：不必解决问题，只要解决提问题的人就能做到‘无讼’。资本主义的解释是出现了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以犯罪成本来决定犯罪动机；无法从逻辑上说清责任的时候，就用犯罪成本进行衡量，成本越小责任越大，以警效尤；因为成本大的人，一定小心，而成本小的往往不留意。

孔子和柏拉图一样，都认为，限制人类的贪婪，加权平均分配时，尽量减小权重，就会接近文明。但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利用了人性中的贪婪来提高效率，使得社会总财富提高。这就需要重新解释文明和野蛮的界限。资本主义认为，首先要增加社会总财富，在此基础上建立福利制度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生存问题，这才是文明。如果没有足够的财富，保证不了每一个公民的生存条件，文明就是一句空话。如果每个人的生活生存都没有问题了，那么，对于任何不法行为，只要罚款就足够约束每一个人了。反之在资本主义大发展以前，物质匮乏年代，如果被罚者没钱，就只能用刑，这才是野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实际上还是站在古代的立场解释文明与野蛮；只讲简单的财富平均，不思考财富从哪里来？但因为当时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的人不多，大部分人还停留在古代的思维。所以，马克思的想法一度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出现了一股历史逆流，落后国家纷纷卷入了共运之中。又由于他们对于真实的消息严厉封锁。发达国家看不到他们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本质，无法进行有效的研究。

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们才从这种加权平均分配的噩梦中清醒过来。首先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创作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出版于1949年。此时人们才回归理智：计划经济，一定变穷，经济不好，还要回到野蛮时代。衡量文明与野蛮的唯一标准，就是经济；解决不了经济问题，所有的意识形态，最终都会露陷。于是，科斯定理的出现在1960年。而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 在1956年提出：当外生技术水平固定不变时，经济将趋于停滞，投资仅能补偿固定资产折旧和装备新工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索洛认为，当经济发展到一个完善的地步时，经济增长将会只取决于技术的进步。政府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无效的。（他因此获得了1987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这个认识，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想，认为储蓄率和资本投资是财富增长的主要变量（十九年后，1975年，中国人才刚刚懂得“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索洛的认识，直接推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彻底打脸计划经济。它比资本主义更进了一步说明，什么是现代文明。与此同時，现代野蛮也有了发展；我们曾经说过，所谓的进步主义，不过是将当时已有的科技成果政治化而已。他们本身并没有任何新的科技思想突破。不但如此，他们还将原本的公平投资，变成了由政治干预的投资方法。孔子就是这种人，他反对创新，却极力将当时已有创新成果变成了他宣扬‘礼治’的工具。用这个标准衡量，就会发现，所有的计划经济国家，都是将西方发明的各种科技成果、统计方法，民主形式等，经过包装，变成自己的‘意识形态’。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这么来的，他们将古代的加权平均主义，用剩余价值装扮一下就拼命进行政治宣传，没有自己的新思想。所有这些‘主义’，无一例外，为了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不给别人继续创新留下任何空间。因此，我认为，目前这种定义进步与保守的方法有待商榷。到底谁在允许进步，谁在坚持保守？

易经上有一句话：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个生，即代表了生命，也代表了经济活动。因此，民国时代的很多企业都用‘大生’两个字命名。这种话虽说得漂亮，但是，对于经济规律的研究，一直是西方人领先。因为西方的政体仅仅是维护社会公平，权力尽量少干涉经济活动，因而经济学的研究可以自由发展。这样，政治，经济，法律都在民众的监督下达到动态的平衡和自律。出现问题就立即改正。更换最高权力者，永远是最低成本和最高效率的维稳方法。相比之下，落后国家的野蛮就表现在不更换最高权力者，将整个社会财富投入到维稳的无底深渊，不要说科技进步，就连本该投资到生产的资金也被挪用，倒退的结果使得体罚出现。他们虽然也能盗窃一些技术，以提高维稳手段，骗取发达国家的资金援助提高维稳经费，但是，终究会因为内部斗争，无限增加维稳经费，为维稳而封闭的各种信息，最终阻碍科技进步。信息茧房是野蛮落后国家赖以生存的保障，就像《庄子·应帝王》中的那位‘混沌’一样，开窍之时，就是他的灭亡之日。信息茧房类似古代弄残奴隶的肌体，弄残现代奴隶的大脑。罗素说，“言论自由只有在政府认为它自身安全的时候才存在。”那么什么样的政府认为自身安全呢？答案是：不强奸民意，有错就改，不怕下台的政府就永远不会有恐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