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VS市场经济

‘望旦辩’出现的时间，比亚当斯密更早。只不过，古人讨论经济是把它当作政策推荐给国王，而不是作为学术研究。在古代，绝大部分政体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或者说“指令型经济”，所以才需要亚当斯密对它开出第一枪。

中国人将所有生意的人称为商人，是因为商朝人注重贸易。但他们留下的文献太少。在中国，形成文字，有据可查的，关于市场经济的资料，是管仲在《管子》一书中提到的很多观点。由于在当时，观点新颖，而且实施效果显著，因此，孔子对管仲的做法，大惑不解，却又很钦佩。接下来是汉朝初年，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一篇《货殖列传》，提出了自由市场经济的优点。然后就是刘安在《淮南子·齐俗训》中记述的“望旦辩”吕望与姬旦的辩论。（在刘安之前的桑弘羊，曾经提出过计划经济。）吕望就是姜太公，姬旦就是周公。这场辩论是否真实发生过，不得而知，因为刘安与他俩人相隔了一千多年。但是，辩论的本质就是讨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孰优孰劣。只不过，他们讨论的不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衡量，而是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来衡量。因为，本身处在极权体制，所有的经济政策都需要为政治服务。与刘安、司马迁同一时代的戴圣写了《礼运》。这些都说明汉朝初年，人们曾经从经济与道德两个方面讨论过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但后来被汉武帝‘独尊儒术’压了下去，儒家崇拜的人物就是周公旦；辩论中的姬旦。刘安描写他与吕望的辩论，以及两个公国最终的结局，实际上是希望借此引起人们思考国运以及个人命运。不要听信董仲舒的一家之言。

最后，汉武帝‘独尊儒术’其实是选择了周公姬旦的主张，用亲情治理国家，任人唯亲。摒弃吕望主张用能人治理国家，任人唯贤的做法。（原文：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淮南子·齐俗训》）所谓用亲人，翻译成今天的话说，就是用信得过的人来治理国家。什么是信得过的人？就是听话的人，不给长官添乱的人。本来的想法是，这样一来，所有的经济活动井井有条，一切按照一个统治者的意志去做，就不会出差错。但实际操作的结果，却如吕望指责姬旦的那样：这种政策会导致国家腐败，尾大不掉，从内部烂起，最后经济垮台，政治崩盘。吕望的治国政策正相反，任人唯贤，也就是政府对经济不进行干预，任何人都能发挥自己的特长。但姬旦认为，这种做法，经过几代人以后，君主的血脉就会变更；或者说，最高统治者就不是当今公爵的后裔了。因为任人唯贤的结果，必定出现比世袭郡王能力更强的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两位公爵的预言都说对了。经过二十四代国君之后，齐国国君的血统被更换了，但它一路繁荣昌盛，先是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后又位列战国七雄，直到周朝结束。这段历史验证了托马斯·潘恩在《人权论》中的一句话“世袭的统治者，像世袭的作家一样，不合逻辑。”。而鲁国延续了三十二代，越来越穷，历经各种政治动乱后被楚国所灭。从这里我们能看出很多问题。

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3月9日，到今天也就是250年。可是，‘旦望辩’所分析的历史则有八百年的跨度。对比之下，我能够得到两条轨迹，一个是古代，经济变化缓慢时代，在八百年的跨度中的变化，另一条是近代，经济变化逐渐加速，在250年间经济变化的规律。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用了很大的篇幅解释，为什么计划经济一定导致极权政治。没有极权体制，就没有计划经济；没有计划经济，极权体制也将瓦解。而在‘望旦辩’中，姬旦，任人唯亲的理论则告诉我们，想要保持一个家族的长久统治，必须实行计划经济。是保国还是保家，二者只能取其一。如果当年哈耶克知道‘望旦辩’的内容，他一定会引用这段历史作为他的理论依据。

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使得计划经济在20世纪初，大行其道。因为当时的经济危机是生产力过剩，消费不足。马克思给的药方就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人话就是：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太多了，多到资产阶级用不了这些财富，所以才需要无产阶级出来帮助资产阶级使用，以达到共产主义。这个主义之所以在穷国被捧为圣经，就是因为它开了一张无限额支票。凯恩斯也看到生产力过剩的问题，他认为只有政府干预才能拉动消费。其实，所谓的生产力过剩，是因为没有做好市场调查。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技术问题；就如当今中国的房屋过剩一样。此外，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凯恩斯的理论中没能重视科技创新的作用；科技创新是不可预见的unpredictable和偶然的contingency（见www.cosmosandhistory.org384CONTINGENT CREATIVITY AS NECESSARY Dan A. Dombrowski。）根本无法做计划。此外，有关官僚主义的危害，在凯恩斯的著作中也找不到。一旦人们懂得这些以后。政府投资的回报率就会明显的下降。这就是后来出现各种经济问题的原因；或者说，每当政府过度消费一种现象的时候，必定出现另一种人们不愿意见到的灾难，结果总是庸人自扰。按照索维尔的话说，“对于官僚主义来说，过程就是一切，而结果却什么都不是。”You will never understand bureaucracies until you understand that for bureaucrats procedure is everything and outcomes are nothing.--Thomas Sowell。为什么官僚主义者只注重过程？因为这些人吃的是程序的饭，程序越繁琐，耽搁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工作岗位就越稳定。反过来说，一旦办事效率提高，机构精简，这些人的饭碗就成了问题。事实上从古至今，一切计划经济的极权体制，走的都是这条路；也都是这样被拖垮的。在整个二十世纪，人们被社会主义理论所蒙蔽，没能看清，这个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官僚体制实际上是一回事，都是比权重的分配体系；国家越大，受害越深。最能骗人是一群高喊取消君主的，大英联邦成员，却推行着比英皇当年更腐败加权平均分配体系。直到哈耶克、索维尔等人看清了这一点后，市场经济才再次被人们认识。

当我们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就会发现，当初，就是为了刺激人们从躺平状态，爬起来，焕发劳动热情，这才有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用钱让人们关心周围发生的一切，寻找机会，努力工作。正是这股贪婪的精神，推动各行各业的发展。反过来说，一旦贪婪被抑制，劳动热情就消失了，创新也消失了，那就只能回到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导致贫困，是由于所有的回报都被权力者拿到，没有多少落到工作者的口袋。只要这些人还能让你相信，通过某种‘好的’政策能够变出钱来，他们在为你的福利而奋斗，就能把这个戏法继续玩下去。直到人们醒悟，重新回归躺平。

托马斯·索维尔说，“经济学的第一课是稀缺性：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完全满足所有人的愿望。而政治学的第一课，则是无视经济学的第一课。”从‘望旦辩’中，我们会发现，经济和政治是分不开的。当今高等教育最大的失败也许就是将政治学与经济学分成两个专业。当二者被分离后，一切矛盾的、可笑的事情就都出来了；这也许是计划经济支持者有意为之。美国的乱象来自各大学政治系的学者们，找不到新发现，于是乎寻找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来表明政治学的进步，（类似抽象派的艺术，以及语言学中的‘自生语法’）这种由政治推动的‘发明创造’，一定是未来的一场灾难。从凯恩斯-哈耶克与吕望-姬旦的两次辩论中，能够看出，凡站在民主立场的，都是先讨论经济，政治靠后，而站在君主立场的，都是先讨论政治，经济放到后面，甚至闭口不谈。因为君主们不必考虑钱是怎么来的；他们只考虑怎么发钱就够了。类似狩猎时代的经济，偶尔得到外财时，大撒币，等到没钱了，再搜刮民财。下面这首诗是中国人讽刺那些依靠搜刮，却发不了大财的人：“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古代是没有外财，所以，越来越穷。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事情起了很大的变化，独裁地区的土皇帝，可以卖惨获得世界各国对其子民的援助。然后利用上述搜刮方式大发横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