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法、习惯法与大选

英国哲学家罗素，用火鸡问题Russell's Turkey嘲笑根据归纳得出的判决，没有逻辑思维准确，他说：在火鸡饲养场里，一只火鸡发现，每天上午9点钟主人给它喂食。经过一系列的观察，最后，它得出了下面的结论：“主人总是在上午9点钟给我喂食。”可是，在圣诞节前一天的9点，主人没有给它喂食，而是把它宰杀。每个人看到这里都会笑话不懂逻辑思维的可怕。

但是，笑话归笑话，遇到实际情况，也许，这只火鸡要比某些人聪明。它是被饲养的动物。即使知道喂食的人就是宰杀它的人，它能怎么样？绝食还是逃跑？两者都比圣诞节早死。这就是喂食和被喂的不同结果。所谓争取自由，是争取喂食的权力。在独裁国家，用躺平争取它，在民主国家，用劳动争取它。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罗素的笑话也说明社会学的叙述是依靠语言实现的；一句话只代表一个意思。面对无限的内容，语言表达无能为力。而数学则可以用函数的形式表现出来所有的一切。比如，A=f(x,y,z)，即表达了空间所有的点，也表达出问题所关注的那些点。能说的和不能说的，它都说清楚了。任何语言都无法做到。因此，达·芬奇认为：在科学中，凡是用不上数学的地方，凡是和数学没有联系的地方，都是不可靠的，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

语言既然不能准确的描绘世界，那么用成文法代表的逻辑思维来规范社会必定漏洞百出。比如，普京说是乌克兰侵略了俄罗斯；因此，乌克兰是新纳粹。他能从各种成文法中，断章取义找到依据。但是，习惯法就不一样，只要找出十个正常人，表决一下就够了。你就是再有一千条法规也没用。所谓正常人，是指那些没有苦大仇深，愤世嫉俗，心态未被社会扭曲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这种人正在增多。但在古代。这样的人还不多的时候，古希腊将这样的人称为平民，他们有恒产，按照孟子的话说是有恒产，有恒心的人。古希腊因为是民主社会，所以他们认为，由这些人来做决定才是公平的。相反，按照孟子的说法，极权社会需要一个“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人来领导。这也是人治与法制的区别。穷国靠穷选拔人材，富国靠富培养人材。它也说明人治社会的领袖，千年等一回，法制社会的决策者们，永远都不会缺席。

孟德斯鸠说：“法律在一般的情况下才是公正的，而在实际运用时又几乎永远是不公正的。”柏拉图说：“善良的人不需要法律去告知他们。而那些行为不端的人，会找到法律的漏洞并滥用它。”

我们曾经讨论过“道可道，非常道。”这几个字，只代表了针对某个问题，需要说的，最简洁的道理。对于有无限可能的‘常道’，如果都说出来，会把人烦死，而且也没人能把它说完。在时间有限的法庭上，谁会听你把家常里短说个没完？康德认为，除了可知的世界，还存在一个“可感而不可知的世界。”或者说，可感，尚未被已知语言所描绘的世界。而维特根斯坦说得就更加透彻“人有着这种感觉，即他在心里说出的话比他以言词表述的更为清楚。”，“每个人的思想各异，导致不同的人对事物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因此对“人生”或者“理想”的畅谈也将各式各样，没有一个准确、统一、清楚的答案。”

维特根斯坦彻底说明白了，为什么成文法只有迷惑性，却不能规范社会。而英美法系本来使用的是的习惯法，它原本是在类似古希腊平民以上阶层中间，处理矛盾。有点像中国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但是，当无恒产、无恒心的人大量产生，这种法律系统就开始动摇。试想一下，有这样一群人，“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你和他讲政治，他和你讲国情；你和他讲国情，他和你讲接轨；你和他讲接轨，他和你讲文化；你和他讲文化，他和你讲孔子；你和他讲孔子，他和你讲老子；你和他讲老子，他给你装孙子！”凡这样做的，一定是用意识形态而非常识判案。法律条管不到人心。

发生在1994年，长达九个月的辛普森案，最后因为血样的依据错误而将判决全部推翻。但该案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矛盾激化了起来。直到不久前的BLM运动，使得整个美国人民的心态已经变得越拉越情绪化。辛普森案不但用普通的英语进行报道，而且还使用了很多专业技术上的语言，DNA的语言进行报道，这种信息已经不是老百姓可以知道的了。最后得到的是，害怕引起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矛盾而采取的妥协判决。还不如习惯法公正。

人类智慧的暴涨使管理大国的困难倍增。我们很难用语言描绘这个膨胀的速度，但从英语单词数量的剧增中，我们能够略见一斑。2023年，英语单词的数量大约在一百七十万到两百五十万之间。对比十七世纪的两-三万单词，词汇量增加了八十倍。那么，各种词汇间的交流、组合增加多少倍呢？假定当年三万个单词中，没两个单词相遇一次，那就是九亿次。而二百五十万单词中每两个单词相遇一次就是天文数字了，再考虑三个单词形成全排列的次数，那会达到什么级别？所有这一切告诉人类，用一种方针、政策、思想管理是不可能的，必须分工，尤其是大国机构臃肿，决策者得不到基层最准确的信息。近代史也显示出一个个大一统的国家不断倒下。它预示着，分裂是世界的趋势，合并与统一是不可能的。小国范围小，人们有条件看清问题的实质。

美国正在集中世界的权力，但是，没有哪位神仙能够驾驭它。到了这种时刻，一群从字眼里面找“理由”，简单、粗俗的小人就有了市场。因此，英国脱欧实在是明智之举。大一统国家使逐利的精英们无心研究百姓的日常生活，大家关心的是政治斗争。美国的科学技术目前是依靠移民维持的，一旦美国经济出现问题，这些人离开，它将快速衰败。与其那样，还不如早早分家。

分家后的力量遇到战争时不会减弱，反而增加。典型的例子就是古代，雅典城邦，遇到波斯帝国入侵的时候，团结一心。中国历史过于强调秦始皇统一，但往往忽略了统一之前，四次合纵长达到97年。秦国当年统一是依靠阴谋诡计和不讲信用。而如今，信用是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石，不讲信用的国家一定是经济落后，失败的国家。或者说信用与市场代表了现代文明，而阴谋诡计、超限战代表了野蛮。诚信与失信就是文明与野蛮的较量分野。文明屈服就是死路一条，野蛮屈服就是逃出生天。在战争期间，这个道理也表现在士气与信任度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位小粉红提出，未来战争中，大量使用无人机，这是中国的强项，因为中国人多，尤其是电子游戏的玩家多。但是他忽略了一点：中国连买菜刀都要实名制，饭店、肉铺的刀都要上锁链。你凭什么敢把带有炸弹的无人机放在别人手里？文明社会像一架飞机，一个零件出问题，就是大事。野蛮社会像块木头，有把子力气就能搬动。

资本主义是未来各国发展的方向，尝到资本主义甜头的国家已经确定了目标。因此，有相互团结的基础。相反，一切意识形态国家，实际上是一个个独裁者的任性使然，每位独裁者一天三变，他们没有团结的基础。人们总能看到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看似煞有介事，实则愚不可及。他们没有创新能力，靠欺软怕硬混日子，想用简单方法操控经济。但米塞斯说：“任何强大的单一组织，都无法完成经济计算，必然导致混乱、奴役和衰败。”

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恰恰是摆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一剂良药。如休谟所说的，“在商业社会中，暴戾的脾气被文明和礼貌磨掉了，但荣誉感却因为勤勉、教育和创造，汲取到了新鲜的活力；持久的勇气，则可以通过职业道德和私人武装来达成。这些都是野蛮民族无法实现的。”如果美国各州只关心自己的事情，那么，滥竽充数的州将不得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一群依靠运动吃饭的人就能及时被人民看穿。

如今，美国社会出现了更加尖锐的矛盾。川普代表的保守势力，类似古希腊的平民，以及英国建立议会制度时的中产阶级。遗憾的是，川普本人不像政治家；说话总让别人猜不透，没法获得拥护。他的对手，不久前，在数州禁止他参选。如今又出现用财务搞垮他的现象。再考虑德州为了移民问题与联邦政府剑拔弩张。这些都说明，美国的制度已经不能用平常心态解决问题。美国应该考虑让各州更加独立，强扭的瓜不甜。古希腊的繁荣是各个城邦独立的结果。没有战争就不需要联盟，没有战争更不需要统一。不过，目前还是希望美国能站好最后一班岗，先将几个邪恶大国肢解。然后着手分权。

川普就算交足了罚金，也还有其他的办法整他。所有的资本家都有说不清楚的财富，尤其在金融领域的投资、个人信用的价值、土地的价值等等都不能用语言说清楚。就连马斯克都被罚了一头。用中国话讲是：水至清则无鱼。中国政府是抠字眼的专家，他们把成文法的不合理性推向顶峰。要想收拾谁，就说他是勾结权力的贪腐，要想捧谁就是民族骄傲，为国争光。走向衰败与贫穷的社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枪打出头鸟。这也是所有意识形态主义，最美丽的谎言，用它就能达到加权平均分配。资本主义正是反其道而行之，鼓励创新意识，达到了繁荣后，更好地照顾穷人。用哈耶克的话说：“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让穷人嫉妒富人不会使穷人生活更好，反之，休谟认为：奢侈即使有害处，也不会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因为在追求奢侈的社会，同样存在着勤勉、知识和人道。富人的奢侈和虚荣，更容易让穷人受益，因为它扩大了雇佣劳动的需求。这里，我想说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奢侈的财富，可能来自创新，也可能来自权力，但意识形态国家中的奢侈一定来自权力。南非、海地、委内瑞拉、古巴、前苏联、天朝等，一个个生动教材告诉我们，嫉妒富人，却不振作起来自立会越变越穷。这种国家，要想得钱，只有先学罗素那只火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