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误判

不久前，凤凰卫视吴小莉采访了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通过俩人的对话能够看出，墙内有很大一部分学者与海外人的想法相去甚远。有些话是因为不敢明说，有的话就是根本互不理解。这也许是中共政策上屡屡出现偏差的原因：只知有己，不知有彼。

维基百科上介绍阎教授的主要观点是：“在可见的未来只有中国能挑战美国的霸权并取而代之，但同理一体的两面也只有美国可能夺回或干扰中国的霸权之路，也就是在世界霸主的争夺战中美互为参赛者，至于其他国家则连参赛的机会都没有，其他国充其量只能争夺世界老二老三的位置，或是区域大国的地位。”

吴小莉：“我记得2022年访问您时，您曾经提到俄乌战事对于中国是没有好处、只有坏处；但是2023年年底，您还说没有想过坏处这么多、负面影响时间这么长。这场战争出乎您意料的是什么？”

阎学通：“出乎我意料的是我没有想到因为这场战争，让欧洲国家形成了“经济安全”的强烈概念。它们把“经济安全”作为制定战略的重要根据或者思考方向，于是导致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大幅向美国倾斜，使得原先在2010年以后形成的“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全球性战略平衡被破坏掉了。不仅仅是欧盟，其他国家甚至一些东盟国家都放弃了对冲战略，它们把“经济靠中国”里的“经济安全”抽出来了，纳入了“安全靠美国”，也就是说“经济安全”也要靠美国。”

阎教授的这番话代表了墙内，不少学者的想法。他们一直把中国看成一个正常国家，从来不会换位思考。实际上是不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都来自马克思：“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基于这种观点，中国在一带一路的谈判中，就理直气壮地使用贿赂手段，并从中贪污。认为，既然资本主义是肮脏的东西，那么，就可以不择手段，就可以收买。就好像春秋战国时代，越王勾践贿赂吴王夫差，秦穆公贿赂由余一样。

资本主义与权本主义在道德上的根本区别是，前者依靠创新获得财富，后者依靠权谋获得财富。依靠权钱交易获得财富，会使得整个社会风气越变越坏；这种富人知道自己的钱来路不正，就变得空虚。用奢侈的物质或者侮辱穷人的手段，掩盖自己的无聊。所以，有人说，中国人的思考能力，到了荣华富贵这个层面就再也上不去了。原因是权谋操控一切；马斯洛的需求层理论在这种极权社会不适用。而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来自创造力，满满的成就感，永远争当世界第一。孔子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看待贫富的态度根本就不一样的。中共本是无道之邦，所以，老百姓看到的权贵，都是寡廉鲜耻，穷得只剩下钱的败类。

资本主义是有史以来最公平、公正的道德观。不按照资本主义规律办事，国家一定变穷，贫穷的国家能出卖的只有道德和良心。因此，在2000年前后，中国加入世贸的时候，美西方对中国的审批并不十分严谨。他们认为，反正中国早晚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共不会傻到连这么明显的常识都不懂。殊不知，经过马克思洗脑的中共，梦想是重回秦始皇的荣耀。认为《商君书》和《孙子兵法》就能轻而易举地战胜现代科学，战胜资本主义。于是，一群满脑子准备称霸全球的学者抱团取暖，加上当时的不义之财，使GDP暴涨。各种自欺欺人的宣传，让人们以为，利用古代计谋，战胜西方文化不费吹灰之力。

六四事件之后，西方人依然相信了邓小平能够带领中国走出野蛮，奔向文明。因此，没有对中国严厉的制裁。这使得他们误以为美国人傻，他们斗不过中国的古代智慧。而这就是墙内学者的预测屡屡落空的真正原因。

WTO组织门槛很高，因为，柏拉图所说的：“善良的人不需要法律去告知他们。而那些行为不端的人，会找到法律的漏洞并滥用它。”但中共还是按照当年延安时的表演，再次欺瞒了美西方。可是，这次与那次不一样，不是单方面的援助，而是需要相互信任的贸易。中共，从加入世贸的第一天起，就憋着找它的漏洞，钻空子。直到将整个世贸组织被搞垮。香港的人权被褫夺后，西方国家逐渐认清了中共的真面目。2018年，川普制裁中兴通讯，几乎使它停产。那是对中国的一次警告。但当中国游说美国高抬贵手后，依然我行我素。由此，贸易战开打。所以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即便没有俄乌战争，中国与美西方的矛盾也是不可调和的。

阎教授认为：欧洲各国与乌克兰之间已经出现了裂痕，而随着战争的继续深入，双方的分歧会越来越大。但事实是，随着美国军援的到位，欧洲各国对乌克兰的支援力度有增无减。为什么阎教授会有相反的判断？他难道不清楚，从古希腊开始，民主阵营遇到战争总能同仇敌忾吗？而且，欧洲国家都认同孟德斯鸠的话：“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因为对一个人的不公，所显示出来的是制度的逻辑。这种逻辑，可以用来对待所有人，无人能保证自己幸免。”我认为，阎教授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的原因是，他研究了太多的极权国家，而独裁国家从来都是权谋说话，相互碾压，甚至养寇自重。阎教授甚至可能没有弄明白，抗战的时候，美国为什么要援助中、英、苏。理解这段历史的话，就应该清楚，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和平年代看重金钱，一旦发生战争，他们更注重道义。赚钱，看重长期利益，留有后路，才能财源滚滚；打仗，着眼于短期利益，不留后路，才能将敌人置于死地。独裁者在赚钱的时候，不留后路；打仗的时候，心存侥幸。

阎教授说：““经济安全”和“经济增长”是零和关系。欧洲人不超过3年就会深刻感受到这一点。”他的言外之意是，欧洲国家，不出三年就会为了经济利益，背离美国，重新回归中国。但是，目前看来，不是这样。普京也曾认为，只要卡住天然气，欧洲就会分裂，可后来怎样？阎教授做判断时，忘记了，中国的国情。中国说到底是一个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无法合作。这才是欧美国家脱离中国的根本原因。

阎教授说：“欧洲对中国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但如果中国和欧洲能在绿色能源技术上进行合作，这件事才能向积极方面转变。如果电动汽车技术是双方合作的技术，那受益的是双方，因为一些汽车配件是从欧洲进口的。绿色能源技术进步是无止境的，中欧在这方面的合作可以是长期的。”

这恐怕是一个误解。如今，绿党已经被欧美各国看成是他们的义和团、绿色恐怖主义。他们为了保护蜥蜴，逼迫特斯拉停工，他们给梵高和莫奈的名画泼油漆，他们因为排气量而砸毁他人的宝马车，他们为了大马哈鱼产卵而禁止建电厂。在美国，为了减排，叫停了一条来自加拿大的输油管线。正是种种劣迹，使绿党在各国选举中惨败。为什么墙内学者还转不弯来？因为，在中国，政府可以逼迫农民不准烧柴，必须使用天然气，哪怕天然气供应不上，或者价格太贵冻死，饿死也在所不惜。学者、专家认为这很正常。但是，在欧美，任何党派，发一次神经病，老百姓就会让你下台。

阎学通：“《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是一个以言获罪的法，说某些话就属于犯法，这和美国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基本原则是相违背的。”

这是墙内学者庸俗的观点，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法律是僵硬的教条。一味强调言论自由，面对明显地颠覆政治体制的言论，束手无策。其实，并非如此，谁也不是傻瓜。民主国家，只要百姓不高兴，法律就会被修改。比如，德国将一名支持俄罗斯侵乌的女人遣返俄罗斯。许多欧洲国家，将反以色列的难民遣送回国。美国将亲哈马斯的游行学生送到加沙。这些都是言论自由的补救措施。民主国家最崇拜的就是常识，常识可以更改法律。独裁国家只认教条（常识不许说），比如，一边允许卖电单车，另一边没收电单车。一边克扣百姓的收入，另一边要求他们消费。

阎教授说：“今后的五年里，逆全球化仍然是上升趋势，民粹主义仍然是上升趋势，国际规范遭到破坏的现象仍然呈增加趋势。”

逆全球化是常识的回归，不是民粹主义上升。倒是过去的全球化，使西方宽容的极限遭到破坏。跑到靖国神社撒尿。小粉红在美国压制反华言论。伊斯兰难民破坏艺术品，集体在街上祷告，影响交通，扬言用子宫占领欧洲。最后，美西方只能限制这种“自由”。回归古代，在理智的人群中实行选举的传统。全球化是一种对乌合之众放任的做法。中共一直梦想利用《商君书》在这个纷乱的世界建立新的秩序。如今看来，世界的民主力量并不傻。他们比中国计谋看得更远。他们有能力更正一切违背常识，违反人性的东西。

爱因斯坦说：“所有困难的问题，答案都在另外一个层次上，同一层次的问题，很难靠同一层次的思考来解决。”中美之间的矛盾不是表面看到的这些矛盾，而是更加深层的民主与独裁体制的矛盾，是科学与愚昧的矛盾，常识与教条的矛盾。深层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就无解。

塔西佗陷阱是这样说的：公权力失去其公信力，无论如何发言或是处事，社会均将给予其负面评价。几千年来，中国的特色就是，在没有公信力条件下挣扎，豢养一批替自己圆谎的知识分子，掩耳盗铃。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叹息：干净的钱不好赚，好赚的钱不干净。改变不了政府的无耻，只能随波逐流，只等财政垮台，换主人。资本主义出现以后，人民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定期选举。失去公信力的政府回家休息，让有公信力的新人谨言慎行。这就避免了王朝更迭时的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