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苹名列前茅的反思

姜苹事情在网上爆火，时间不短了，已经出现了调侃视频，可还是有些话需要说。一位平日成绩并不理想的中专生，在阿里全球数学竞赛中获得第12名。在这种众目睽睽之下的赛事中，造假是不太可能的。但此事让我想起了历史上另一位数学家的名字：埃瓦里斯特·伽罗瓦Évariste Galois，他与尼尔斯·阿贝尔并称为现代群论的创始人。

1829年，伽罗瓦将他在代数方程解的结果呈交给法国科学院，由奥古斯丁·路易·柯西（Augustin Louis Cauchy） 负责审阅，柯西却将文章连同摘要都弄丢了（19世纪的两个短命数学天才阿贝尔与伽罗瓦都不约而同地“栽”在柯西手中）。

糟糕的是，后来伽罗瓦要报考综合工科大学时，他的父亲却因为在竞选时，被人恶意中伤而自杀。父亲的冤死，影响他的考试，也导致他的政治观与人生观更趋向极端。

伽罗瓦后来进入高等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就读，次年他再次将方程式论的结果，写成三篇论文，争取当年科学院的数学大奖，但是文章在送到让·巴普蒂斯·约瑟夫·傅里叶手中后，却因傅里叶过世又遭蒙尘，伽罗瓦只能眼睁睁看着大奖落入阿贝尔与卡尔·雅可比(Carl Jacobi)的手里。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发生，保皇势力出亡，高等师范学院校长将学生锁在高墙内，引起伽罗瓦强烈不满。12月伽罗瓦在校报上抨击校长的作法，因此被学校辞退。21岁时，在一次几近自杀的决斗中英年早逝。

从伽罗瓦短暂的生命中，我们看到学术体制中的种种弊端。考试制度是无奈的选择。它只能评选出某一范围的考生。超出这个范围的学生就很吃亏。在顶尖的思想家中间，本来就没有可比性，就如墨子所说：“木头与夜晚能说谁长吗？智慧和粟米能说谁多吗？官爵、亲缘、德行，物价四者能说谁贵吗？糜和鹤能说谁高吗？蝉鸣和瑟音能说谁悲吗？”（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爵、亲、行、贾，四者孰贵？麋与霍孰高？麋与霍孰霍？）但为了考试，人们不得不迁就规矩。数学竞赛这种方式，为有新奇想法的人，开辟出了另外一条道路。数学历来是一个出黑马的地方，一个争强斗狠的法外之地。从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弟子帕索斯Hippasus发现无理数开始，到只有初中程度的华罗庚，带着一条残疾的腿坐上中国数学第一把交椅。太多的传奇故事揭露出了人性的善良与丑恶。正是由于它没有统一的规则，没有可以依赖的线索，却要为别的学科提供依据和规律。人们评价数学成果只能依靠良心和时间。这也许是在告诉我们，人工智能，无法超越人类智慧。

2015年印度电影《知无涯者》，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自学成才的印度数学家斯里尼瓦瑟·拉马努金 Srinivasa Ramanujan。1913年他发现了一长串复杂的定理，寄给三位剑桥的学者贝克H. F. Baker、霍布森E. W. Hobson、哈代G. H. Hardy，而三人中，只有三一学院的院士哈代注意到拉马努金在定理中所展现的天赋。读完这位不知名印度业余数学家的唐突来信后，哈代和他的同事利特尔伍德J. E. Littlewood评论道：“没有一个定理可以放到世界上最高等的数学测试中。”拉马努金只活了33岁。留下几千个怪异的公式，由于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他写的很多符号，别人看不懂。姜苹比他强多了，至少别人还能分辨出是写错的符号。

这里，我要夹杂一点私货。就是我本人的经历。我的小学是文革前度过的。那时，我最讨厌的就是语文，因为，语文需要大量的记忆汉字，相反，数学却总能给我留下思考的空间。即使如此，我的数学成绩也不理想，85-95之间，而语文最惨的一次考了43分（都是百分制）。文革后，无学可上，反而着急起来，下决心练习记忆。背了不少的古文，发现古人说的话，比媒体与学校告诉我们的，真实多了。因此对文科产生兴趣。同時对数学的兴趣减弱。这使我后来上大学时，对微积分感觉吃力。李阳的疯狂英曾经火遍全国。还有人捧出了鲁迅、钱玄同、陈独秀的说教，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我不相信这种说法。为此翻阅了大量的书籍，最后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理论，用简单的排列组合计算世界各种语言的表达速度、思维速度、记忆极限等等，并进行对比。后来我曾多次在各个国内外论坛上讨论这个理论。当然没有对手。因为，几乎所有语言学家都没思考过我提出的理论。那时我非常希望有一个语言学竞赛的平台。当时，凡是知名的中外大学，都有一个语言学系，但是，他们研究的是什么，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有关语言的哲学思维，早就被前人说够了。再也听不到新的内容。语言学成了一个专家教授自娱自乐的园地。找不出规律，没有逻辑，就是依靠历史上留下的名声和编制混日子。虽然有很多杂志，可是，真给他们投稿，英文稿没有编辑懂中文。中文稿，不交钱不给你刊登。上个世纪末，语言学界捧出了乔姆斯基，他的“自生语法”据说是破解语言核心的钥匙。热闹了几十年，赚足了学费、稿费和眼球后，偃旗息鼓。这使我认识到，有些学术界也靠炒作吃饭。最近看到翟山鹰在油管上的视频《清华北大的真面目》也是同样的操作。后来互联网上有了各式各样的语言学论坛，我曾经在北大中文论坛，以及“知乎”上讨论我的理论长达十几年，很遗憾，最终，这两处都把我的账号封了。倒是几个英文论坛可以上传，但没什么人看。

本世纪初，电脑翻译还没有流行起来的时候，语言统一曾经是一个公认的世界难题。后来伴随全球化运动，联合国将它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他们向全世界征文，我把论文寄了过去，不久，这个讨论会被取消。我不知道为什么被取消，但是，我敢肯定，一旦我的论文找到恰当的平台，英语将永远不敢在汉语面前称老大。我的问题很简单，英语所有的文献一共使用了超过二百万种单词，而相应的汉语文献，使用的汉字，不超过一万（确切的说是四千）。一个人一辈子记住二百万单词是不可能的，而记住一万个汉字是可能的。记不住单词，你凭什么上网查找？也就是说，无论人类文明如何发展，汉语使用者对互联网上所有内容的认识，都比英语使用者更深、更广。我相信，汉语的这个潜能，一定会在未来的世界大放异彩。

这段经历，让我非常理解，为什么美国哈佛大学，聚集了一大群白左教授。因为，他们实在没什么可教的又必须硬着头皮上课。于是，就把猎奇放到了首位；从形式反种族主义，共产主义，甚至从科幻小说中找课题。越是骇人听闻、脱离现实的内容，就越能调学生的胃口。韩愈在《原道》中就记述唐朝曾经有过这种风气。一些自命清高的人，衣不遮体，不尽社会义务，破坏度量衡。却引来世人的喝彩。马克吐温在《康州美国佬大闹亚瑟王朝》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中也描述了一群隐士，做有违常理的事情来抬高自己的声望。如今，哈佛大学的这类教授，不过是历史上的那种人，在当今社会的翻版而已。今天的哈佛，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它总说诺奖得主世界排名第一，158人。但是，你若仔细分析一下上世纪每年的平均值，与本世纪每年的平均值就会发现今不如昔。中国人认为穷文富武，就是说，穷人靠智力发展，富人靠体能发展；大科学家，大思想家，没有几个体育好的。但是，美国藤校的起源，正是体育联盟。因为搞体育，赚钱多。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一些大公司开始直接招收有专长的高中生，绕过了大学环节。目前美国的几大商业巨头，比尔盖茨、扎克伯格、乔布斯都没有大学毕业。这也许说明，大学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的创新人才了。现有的教育是在学校储备几年知识，工作后，大部分用不上。未来的教育是，先工作，遇到问题到网上现学。不浪费那几年最宝贵的生命，以及学费。

我不敢保障姜苹一定会成为数学家。但这次事件对她是一个极好的历练。能成为数学家的人，一定是发现了别人没发现，或者别人发现了没解决，却被你解决的课题。无疑，数学竞赛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这场辩论也反映出文、理学生的侧重点不同。文科生兴趣广泛，敏感，但不够深刻。理科生，心无旁骛，但很难对外界变化做出迅速的反应。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一段时间，媒体报导杨振宁82岁时，翁帆28，过了一段时间，媒体又报杨93，翁39。文科生感觉新奇，而理科生一眼就看出原因，不值一提。但另一方面，文科生注重历史，他们认为大学者出错是常事，并不奇怪。比如：柳宗元《梓人传》记述一位很有能力木结构工匠。他自己的床破损，却要请人修。莎士比亚的学历相当于中专，是免费的。因此，他曾被一位“大学才子”嗤为“自命不凡的暴发户乌鸦”。而刘徽在发明割圆术的时候，理科学校还未诞生。但理科生就不能容忍错误。也许，当理科生培养出更多的观察力后，才会出现大数学家。

对人才和天才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不出错，后者是寻找突破点，哪怕经常出错。质疑姜苹造假的，有两种人，一是被这次赛事动了蛋糕的，二是不会自己寻找课题的人，有点急于求成。后面这种人不相信大学也有力所不及的领域。就好比，给达尔文出题的老师，绝对不会考进化论的内容。给爱因斯坦出题的老师，绝对不会考相对论的推导。尤其到了互联网时代，任何大学生所能接触到的资料、讲义和课程等，别人也能接触到，那么，你的优势在哪里？因此，罗素说：“我们正面临一个非常矛盾的事实，即教育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智力和自由思想的障碍。”

这场争论背后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层面。就是造假的成本与收益问题。如果，成本与收益都不高的话，就没人相信会造假。因此，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生活比较容易，人们对于各种成就都看得很淡。奇怪的是，越是看淡，出成果的人就越多；他们把出成果当成了游戏。有些不值一提的成果，也成了香饽饽，直到后来无人问津。也有些几十年得不到承认成果，但其所有者并不在意。这似乎印证了亚当斯密说的，“在痛苦与悲伤时，我们的想象力，似乎被限制、囚禁在我们的身体里。然而，在安逸与成功时，它却会自动膨胀、扩张到我们周遭的每一件事物上。”

在中国，一方面青年人不好找工作，另一方面，人为地给了考试精英们极高的待遇，造成了等级。各种奇怪的阴谋论就都冒了出来。成果却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