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雯露跳楼与搅勺政治

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是：“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细想起来，这个理论没有一点操作意义，谁都能说自己代表天命。但儒家利用它为任何独裁者涂脂抹粉，并获得高官厚禄。直到今天，还有一大批马屁学者用这种无意义的春秋笔法，换取巨额的报酬。他们能用刘徽割圆来解释雷锋日记，能用基因工程与统一领导挂钩。

中国古代的政治风格是：天子受命于天，好似握有生杀大权的董事长。他是太平盛世的基石，因此将道德和权力集于一身，从根本上把强权与真理合并。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子把国家委托给宰相，古代把帮助天子治国的宰相，称作调羹手，喻其能调和五味，善用盐与梅也。调羹就是勺子。从这种说法中能够看到：它是在一个有限的容器之内进行加权平均分配。这就是中国的特色政治，我把它称之为，搅勺政治。它没有留给个人，依靠智商上升的通道，只有用情商谄媚后，得到提拔的途径。于是，整个社会变成一个按照贪污、阿谀、腐化、堕落等方面的能力，划分出的等级。出了那个容器，也就是到了国外，这套理念则处处碰壁。巧的是，汉朝以后，由于信息与交通的落后，华夏不再扩张了，一心一意研究搅勺，使得千年来，搅勺理论深入人心。直到近代与更加广阔的世界遭遇到，措不及防。

这一次，中国还是使用三十六计，它实际上是各种骗术，古人已经发展到头，有限的方法，容易倒背如流。因此中国总能人胸有成竹。西方使用的是高科技。而各种科技却有无限发展的空间。当双方相遇的时候，西方人经常心中忐忑不安。老神在在的中国人，总能在气势上占领先机，最后在事实面前一败涂地。相反提心吊胆的西方人，总是担心中国抄了后路而哀兵低调，却笑到最后。

原因是，搅勺政治使得天子、宰相，在自己的碗里不讲信用，不遵守道理，没人敢管。但是，国与国的交往，不讲信用，那就是战争。西方国家原本在低效率的劳动，以及对外掠夺之中挣扎。后来，逐渐发现，开发殖民地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那时，殖民地尚未觉醒，战斗力远不及西方人。这种情况类似周朝建立时，也是从国都镐京派出一支支殖民队伍到各地进行开发，由于文化的差异，被当地人接受，并尊为君主。欧洲开始殖民的时候，那里的人民也抱有类似心态。他们认为西方人给他们带来幸福。因此，早期的殖民地是欢迎西方人的。他们教会原住民种植农作物，摆脱了靠天吃饭的窘境。教给他们书写，治病，使用先进的快枪狩猎等等。但是，原住民中民族主义者，为了获取统治权，就向自己人民宣传外来人的坏。类似中国人记不住日本人曾经把东北建设成亚洲最发达的工业区，却被民族主义者要求，只记住中日交战的各种残酷片段。又好比，巴勒斯坦人记不住以色列人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把这片荒地，变成真正流着蜜和奶的乐土，却被哈马斯逼迫，时刻牢记他们占领的土地曾经是自己的。所以丘吉尔大骂：“我不承认马槽里的狗对马槽有支配权，尽管它可能已经在那里躺了很长时间，但我不承认这种权利。例如，我不承认对美国的印第安红人或澳大利亚的黑人犯了大错。我不承认，一个更强大的种族、更高级的种族，或者说是一个更开明的种族，来取代他们的位置，对这些人造成了伤害。”的确，如果按照物质的丰富来评价，西方人所到之处，给当地居民带来的是财富和工作机会，尽管不多，但总比没有强。

到了现代世界，人类逐渐接受了，踢开民族主义，依靠创新和贸易才能繁荣的观点。只有当这个正经的赚钱通道开启之后，靠贪污、教唆、腐化、堕落等上升的通道才能被堵死，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法律上定义了什么是正当赚钱，才能决定什么是非法得钱。而坚持搅勺政治的国家，既然没有创新和贸易的通道，那只能对各种贪腐，欺骗听之任之。因为，在搅勺政治中，总要有人来管理别人，管人者的收入，必须比被管者高，否则就成了笑话。因此，坚持加权平均主义，搅勺政体才能存在。

西方人可以与落后国家分享科学技术，但是，落后国家不能硬抢。西方人能够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但是，他们不能拿走西方人的饭碗，否则只能兵戎相见。类似救助落网的野生动物时，如果动物温顺，就可以直接救助，否则，只能将动物麻醉再施以援手。心比天高的中共却提出针锋相对的理论：科技无国界，人人享受之。这样一来，知识就被共产了。在国内，你随便共别人的产，没人敢惹，因为搅勺政治根本不承认百姓的私产。但在西方人眼中，盗窃知识产权等同于敌对行为，只好切断中共的技术供应。而中国却为盗窃知识产权洋洋得意。各种媒体上，不断看到有人在自豪地讲：西方人讨厌中国，是因为其他地区的原住民任由发达国家收割，而中国人自强不息，学会知识后，就将西方原有的技术变成自己的，使得西方人不能再收割别国了。这种话只说一半，后半句是，西方人收割不了穷国之后，轮到中共去收割了。所以中国谋略又一次胜利了。

西方人能够从用战争获利，转而变成用创新获利，就是由于有了高科技，使他们能够享有，比发动战争更多的利益。但等级观念影响了新思维的产生。为此，他们放弃殖民地，让原住民独立；那并非殖民地人民，在独裁者领导下斗争的结果。但如果盗窃了西方人的高科技成果，那就等于逼迫他们回到用战争获利的过去。所以说，中共自强不息的盗窃，破坏了世界和平。中共至今还企图依靠战争获利。盗窃西方知识产权，只是想获得财富，为军事扩张做准备。准备把已经控制的容器逐渐变大，在更大的碗里搅勺，直至占领地球。西方人向世界推广的是资本主义和人文主义。中共自己国内到底信马克思还是信孔子都说不清楚，无法“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一门心思想的就是占领土地来推行搅勺政治。除了大陆，没人能容忍中共的这种做法。西方人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是，巧妙地利用人类的贪婪，让他们在和平道路上，从创新中获得到更多的利益。勉强将整个世界，从战争获利变成创新获利模式。岂容有人再次把世界拉回到战国时代？说了半天，这个世界依然是适者生存，物竞天择。中共这种“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做法，换回来的只能是欧美国家一个个的制裁。

孟子说：“小国效法大国，却又把接受大国命令看成耻辱，这就好像做学生却又把接受老师命令看成耻辱一样。”这种现象也发生在民国时代。那时的精英看到，西方民主政治采用了政党间不流血的轮替，取代了东方这种流血的朝代轮替。开始认识到，政权终归是要轮替的，不流血总比流血好。此外，流血的轮替经常使滥用阴谋诡计，反正人死无对证；顶层无耻，下必甚焉。但是，不流血轮替，使用的手段就要注意道德与信用，因为双方还会见面；上层理智，下自随和。这套政党理论本来就是舶来品，却碍于面皮，不肯全面采纳，非要把它与搅勺政治揉搓在一起。这就出现一些不伦不类的政治。比如，袁世凯想学君主立宪。金日成自称首相，没皇帝，何来首相？毛泽东当不了皇帝，就让别人喊自己万岁等等。搅勺政治是天子一人说了算，说错了，他也是天子。所谓“君逸于上，臣劳于下”。但政党政治的特色是，为避免流血，错了就下台。党魁认了错，就不是党魁了。身为独裁者，于己于人，最重要的品质就是相信臣民。但是，独裁党魁却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党内的尔虞我诈使他谁也不敢信。这就是为什么，内心平安而善终的皇帝有很多，但是，内心平安而善终的独裁党魁极少。此外，本来是宰相在搅勺，到了骑虎难下时，独裁党魁也不得不放下身段亲自搅合。或者说，政党政治如果玩不好，流血更多，比搅勺政治更加残酷。

我们说过，相对于中华民国而言，大陆就是一个叛乱的政权。中共正是为了摆脱这个恶名，才必须拿下台湾。毛说：“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中共一直没忘这句话。因为，中共入常的理由并不充分，一种思潮能把你抬进联合国，那么，另一种思潮也能把你抬出联合国。只要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共就必须不断地贿赂世界所有的小国，包括给他们的留学生倒贴，远超国民生活水平的生活费，住宿，以及配备学历高，年纪轻的性伴侣等等。目的就是收买他们在联合国中的那一票。所有的代价都由中国纳税者承担，这就是搅勺政治。

高科技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缘自于个体的力量或者资源。而共产党的理论向来就是破坏或者反对任何个人开发。因为个人的开发，一定会分走中共的权力。分来分去，中共还怎么独裁？但如果让集体开发，则没人上心，最后都是一个个烂尾工程。这就类似刘备与孔明的关系，刘备交权，还能保住半壁江山，不交权，连长坂坡都过不去。所以丘吉尔说：“我不相信一个限制人头脑的国家，一个禁锢人思想的国家，会成为世界的老大。不仅我不信，地球人都不信。这是希特勒永远无法理解的。”

中金公司连年的经济预测，都是为了拍马屁而违背事实。表面上，他们按照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做分析，但中国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根据人类的天性摸索出来的规律，社会主义是根据独裁者的任性，外加数据造假的偶然；类似里根所说：共产主义就是一种神经病，根本没有规律。它的存在，需要现灭绝所有人的天性，《韩文公庙碑》中说：“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中金公司女员工，金融硕士郑雯露，在人生的巅峰，带身孕跳楼。可能并非因资产缩水，学金融的当然知道资产会有涨落。因此，最大的可能是突然发现公司的预测是个骗局，自己的辉煌是一场谎言，感到人生渺茫；由此抑郁。进一步还能看出，中共的其他行业，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

假设郑雯露事先认清事实真相，至少读懂了苏轼，那么首先，她不会逆势购房，其次，即便房价落，也有不会认为满盘皆输。所以，真实的信息能够救命。弄清你在搅勺政治下，只能听天由命，没有自己任何发挥的空间之后，你的生命才是安全的。否则，下一个郑雯露可能就是你。在大陆有太多的事情无法用常理推导。就像哈姆雷特说的那句：“霍拉旭，天地之间有许多事情，是你们的哲学里所没有梦想到的。”There are more things in heaven and earth, Horatio,Than are dreamt of in your philoso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