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行为准则

一提起平庸之恶，人们会想到，二战杀人狂魔艾希曼受审之时，他反复强调，作为一名公民，他认为自己所作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但法官认为，恶法非法。艾希曼应该拒绝执行。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多年来，人们一直讨论它，根据什么决定，哪种法律是善法，哪种法律是恶法？无数的学者，做各种研究和解释。但让普通人分辨独裁者还是很困难的问题。

中国古代，人治社会，没有法律，用“礼”代替法，判案的时候，是对法官与疑犯进行双向考核，因此有：“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之说。

但人治社会容易出现双重标准。比如，一边说，出污泥而不染，一边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边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一边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一边说，在天愿做比翼鸟，一边说，大难来时各自飞。说白了，中国人把两边话都说了，而西方人希望用一边话把问题解决掉。因此有人说，中国人不讲逻辑。但是我认为，中国人在社会科学上不讲逻辑，却能描写出形形色色的现实，西方人讲逻辑，的确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西方人还没能全部掌握社会科学的逻辑。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学者，研究如何摆脱平庸之恶的问题。

很多学者对于独裁政权有过不同的描述：

泰戈尔说：“真正的天堂是你能骂它是地狱，真正的地狱是你只能夸它是天堂。”

哈耶克：“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那些“大人物”们总想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的东西。”

法国启蒙时代思想家孟德斯鸠也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说也奇怪，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从事情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45页）

休谟“许多政论家已将下述主张定为一条格言：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定该体制中的若干制约、监控机构时，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衡 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7页）

这些描述都非常精彩，但是，当一个政府，禁止人民接触它们的时候，独裁统治就能够实现。因此，需要一个简单的，人人都理解的说法，即使被禁言的情况下，也能在民众中很容易传播。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从民主国家如何滑落到极权国家的例证来反推价值观的变化。出现在二战后的嬉皮士hippie就有这样的成分。那时，由于生活优越，一群年轻人不愿意认真对待生活，玩世不恭，拥抱革命，导致后来任意践踏经济学规律。一旦这种思潮继续盛行，美国就真的会天下大乱。不过，由于政府不断的轮换，美国顶住了各种压力，直到今天稳如泰山。但嬉皮士也从温情脉脉，发展成街头抗争。一开始，约翰·列侬的歌曲《遐想》Imagine唱出那些，生在福中不知福的年轻人，不切实际的愿望：

“假设不必在意天堂，也无需担心地狱；举头仰望，就只有空洞的穹窿。这些很容易办到，只要你尝试。同样，假设没有国界的限制，人们都能够无拘无束的生活；这并不难办到。人们不需要为谁而杀戮或献身，假设所有的人，不受宗教的干扰，能在和平中生活。最后，我怀疑是否可以，没有私有财产，不再有贪婪与饥饿，四海之内都是兄弟。想一想所有的人民，分享同一个世界。你会说我痴人说梦，但我不是唯一这样的人，我希望有一天，你会加入我们，世界一家亲。”

没有天堂和地狱，代表无需担心任何道德与良心的谴责。没有国界，就是不需要政府。没有私产，就回到伊甸园。但是，没有上帝，伊甸园就会变成荒漠；人类社会的存在需要一种看不见的秩序。列侬那么说可以，因为，这首歌为他带来巨大的财富，使他能够在经济上自由。但是你不成，你听歌，交钱。资本主义可以利用它的感召力，促进财富的交流和运转，但作为一个正常人，你还应该理智地认清其意义。

类似的歌曲还有《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民众有一种奇特的想法，看到自己的偶像变成亿万富翁就忘记自己朝不保夕的日子，好像偶像的幸福能够替代自己的苦难。因此，有人说：民主“它并不监听人的意志，但它软化、驯服和指挥人的意志；它不强迫人行动，但不断妨碍人的行动。它什么也不破坏，只是阻止新生事物；它不实行暴政，但限制和压制人，使人精神萎靡、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最后使全体人民变成胆小而会干活的畜生，而政府则是牧人。”

人类的伟大之处，不应该是这样的，人应该既有感情，也有理智。感情告诉我们，《遐想》和《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都是伟大的作品，但理智告诉我们，幸福需要的是理智。这是人与动物的区别。鱼会被人钓到。因为鱼只对鱼饵有感情，却没有理智。因此，我认为，每个成年人，需要做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理解等价交换原则。这就是平平淡淡的道德在人与人交往时的体现。随着现代社会，人类交往的频率增加，它也越来越凸显了出来。反过来说，各种意识形态，就是因为无法从最简单，最基本的日常交易中做起，或者不屑，因此才用宏大叙事鼓动人民，用简单的，统一行动和口号使人民失去理智。加权平均分配的方法，让人在巨大的数字面前，忘记了权重的危害。只有学会每天检查自己的生活是进步了还退后了，就能知道政府在做什么事情，这是最简单，最踏实，最有效的自我判别方法。

极权国家，为什么要有五年计划？因为可以在前四年不兑现。等到第五年就又制定一个新的五年计划。这就可以躲过资本主义在局部进行等价交换原则，下大棋，就让所有的人看不清交换的价值。有人说：全天下的骗子只有一个伎俩，那就是编造辉煌的过去并许诺你精彩的未来，然后，要你牺牲你的现在。资本主义道德防止骗子的办法就是，永远别扯过去，别拉将来，任何事情都要现在等价交换。最近，有些大陆网民在买房问题上，似乎已经总结出了这种规律：政府提供人民除降价以外的一切政策，人民给予政府除买房以外的一切支持。

民主社会中，每一个公民都是对于政治负有责任的。所谓：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不可能天天思考政治，而且，即便是政治家也不一定说得对。因此，最可行的标准，就是：看等价交换的原则是否得到贯彻。这是建立在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现代法律的根基上，衡量一切善恶的标准。比如，犹太人在二战之前，趁人之危，大发横财，这是他们需要检讨的，也是华人需要认清，见不贤而内自省的地方。其次，希特勒剥夺犹太人的财产乃至生命，这就叫矫枉过正，蹊田夺牛，中共也用各种借口剥夺了所有人的财产。一旦出现了这种不以等价交换转移财产的现象出现，整个社会就会落入灾难的漩涡。明显的例子是，巴西、阿根廷、南非、海地等，虽然使用的手法与希特勒直接抢劫不同，但是，臃肿的政府官僚系统，想方设法巧取豪夺，实际上都是违背了等价交换原则。

上次我曾经谈到，一旦川普当选总统，他可能请普京到美国避难，所有的乌俄问题一并解决。有朋友认为这是搞笑。不错，用任何一种政治正确来评估，那都是十分可笑的，甚至是卑贱的做法。但这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差别。资本主义不注重道义，只注重价值交换是否相当。试想，一旦普京到了美国避难，会发生什么情况？首先，俄罗斯群龙无首，出现一个软弱的临时政府。答应乌克兰的五项要求中，包括恢复2014年以前的领土，以及各种战争赔偿等一切要求。但最后一项：严惩肇事者一项不能满足。这种做法会引发很大的争议，反对者会认为，正义没有得到伸张，为世界开了一个坏的先例。以后，任何国家有了核武器就能胡作非为。但在资本主义看来，价值才是最重要的，正义体现在价值之中。普京手里握有核武器，为了避免困兽斗，给他留一条出路，就算是将功折罪。能够少死数以万计，乌、俄健儿的生命，以及节省不计其数的美元，欧元，这比什么都重要。而对普京来说，这已经就是赔本的买卖。杀头的买卖有人做，赔本的买卖没人做。只要普京能够辞职，下次还会有人步其后尘吗？即便你有核武器，你还敢胡作非为吗？独裁统治下的人民，一旦知道自己当炮灰的目的，不过是为独裁者的错误买单而已，还会为任何意识形态献身、卖命吗？如果人人都明白了这一点以后，独裁统治在整个世界上的根基就不存在了。

以财富衡量正义是资本主义的特色。北宋的檀渊之盟，就是发现使用武力远没有赠送“岁币”合算之后的解决办法。而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时，发现军费远高于从那里得到的税收后才放手。春秋战国时，计算方法十分落后，没有等价交换的意识，即便如此，管仲领导各国联军攻打楚国时，也用了类似的观念考量，要求楚国低头后就撤兵。资本主义不信来世，因此，只在今生之内解决问题。无论是民主还是极权，只要人人理解了等价交换的意义，政府就无法骗人。无论战争还是政治，其实都是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