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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说，“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的影响一样深远和无孔不入。”而我却认为，古今中外的学者是相通的，本文主要讨论先秦思想家与西方经济学家的对比。
休谟说：“如果有一个人宁愿毁灭全世界而不肯伤害自己一个指头，那并不是违反理性。”
这话很像杨朱倡导的“贵己”之说，他主张“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贵己的意思是珍惜自己，别委屈了自己。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其他都免谈。
休谟说：“一种情感只有建立在一个虚妄的假设上，或者选择了不足以达到预定目的的手段时，才可以称为不合理的。除了这两种情况外，在其他任何意义下都不能称为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假设有一种心甘情愿杀身以成仁的人，或者选择一项7纳米芯片无法完成的工作，非要用大跃进方式，人海战术来完成。这两种事情，可能在偶尔的时候，能够骗人。但到了关键时刻，一定出问题。
这话被列子（列御寇）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讲过一个子产的故事：子产是一位严于律己的政治家，他把郑国治理得非常好。但是，他的两个兄弟一个好酒，一个好色。一天，子产给这俩人讲起大道理。而得到的回答却是：“善于治理身外之物的，外物未必能治好，而自身却有许多辛苦；善于治理身内心性的，外物未必混乱，而本性却十分安逸。以你对身外之物的治理，那些方法可以暂时在一个国家实行，但并不符合人的本心；以我们对身内心性的治理，这些方法可以推广到天下，君臣之道也就用不着了。”（善治外者，物未必治；善治内者，物未必乱。以若之治外，其法可以暂行于一国，而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
休谟与列子两个人的意思都是：凡事不要强求，听其自然。否则可能费力不讨好。“越是勤政越亡国。”管仲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人君察问细事，是自恃贤能的表现。这样。将导致君臣共管细事。君臣共管则等于地位拉平。可见，君主自恃贤能是没有好处的，适足以造成危亡。人君自恃贤能者国亡，而使用贤能者国昌。倡导正义而禁止暴行。尊奉祖先而敬事祖先，团结同族而昭明等次。抓这些大事才表明不轻为一国之君。”（祭之，时上贤者也，故君臣掌。君臣掌则上下均，此以知上贤无益也，其亡兹适。上贤者亡，而役贤者昌。上义以禁暴，尊祖以敬祖，聚宗以朝杀，示不轻为主也。）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一个商人，出于想要增加自己资本的动机，但在追求增加让自己生产商品增加的过程中，受到“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 的指引，使得社会整体财富增加，国家力量也增加。
而管仲则说“市场，是一种鼓励机制。鼓励，是为了发展。基础的行业完善了，才能出现高级行业。没有更高的追求，基础行业也站不住脚。”（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
此外，《管子·奢侈》篇中，对需求拉动经济，商品与资金流通等，都做了分析。
管仲说：“人们总是相信爱己之人而死于谋求财利，这是普天下的通例。百姓又总是予之则喜，夺之则怒，这也是人之常情。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在给予人民利益时，要求形式鲜明；在夺取人民利益时，则要求不露内情。这样，人民就与君主亲爱了。“租籍”，是强制进行征收的；“租税”，是经过谋划索取的。成就王霸之业的君主，避免强制征收的形式，保留他经过谋划的索取，这样，天下就乐于服从了。”（夫民者亲信而死利，海内皆然。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租籍者，所以强求也：租税者，所虑而请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废其所虑而请，故天下乐从也。）
管仲的这种索取方法被后世广泛使用就成了“寻租”rent-seeking。在没有从事生产的情况下，为垄断社会资源、或维持垄断地位，从而得到垄断利润（亦即经济租）所从事的一种“非生产性的寻利活动”。当计划经济越来越贫穷以后，政府就在给予人民利益时，大肆宣传。在夺取人民利益时，则闭口不言。
哈耶克与中国古代经济哲学家的真正区别在于，他认识到披着圣人外衣的独裁者是经济不振的祸根：“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那些“大人物”们总想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的东西。”，“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哈耶克说：“在这个世界上，平等待人和试图使他人平等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总是存在。前者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前提条件，而后者意味着“一种新的奴役方式”。”而中国古代学者则认为，君臣之间的不平等才是社会秩序的体现。如果人人平等了，那么，谁领导谁？显然，周朝以后，已经没人知道可以用选举的方法产生领导了。呆板僵化的体制，最终逼出了一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从这里也能理解，没有民主，就没有经济学思想的进步，而没有先进的经济学思想，国家就只能衰亡。
管仲懂得“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说，远古时代，地广人稀，吃穿用度的材料，取之不尽。生活是平静的。那时的罪刑，使犯罪者一脚穿草鞋一脚穿常履就可以代替死刑。然而现今的周公时代，断指、断足和断头积满台阶，被处死的人们还是不服从。这并不是人性不怕死，而是极度贫困的原故。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使得物质繁荣，因此，发达国家有条件取消死刑。而物质繁荣靠得是资本主义。管仲认识的资本主义是：“天下不怕没有财货，怕的是无人去管理它们。”（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管理财务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工作。被称作“金融”。相关的从业人员如果遵纪守法，又能有数学头脑，那就是一个社会的福气。
罗素说：“免费帮助别人，就是在慢慢的培养仇人，等价交换，才是社会交际的长久之道。”
管仲说：“与其给人钱财，不如不耽误农时；与其给人饮食，不如不使他失业。”
从以上的对比中能够看到，即使是封建主义时代，有很多经济学思想也与当今发达的民主国家是相通的。有些现象与制度无关，是永恒不变的。全人类能够和平繁荣的唯一的基础就是等价交换。每个人用自己的劳动，获得自己创造的那些收获。有富余的话，尽量帮助命运不济的人，谁也别想用欺骗的手段获利。在这个原则面前，古来圣贤皆寂寞，而真正的伟人，都是为了恢复它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