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王与美国大选

上周查尔斯国王造访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但是有数位州长拒绝参加欢迎仪式，以表达对君主立宪制度的反感。

对于国王的两种态度反映出左右两派对于道德的认识。左派的道德就是不断变化的道德。他们说：在原始人时代，如果没有叛逆者，那么，人类今天依然活在山洞里。这话反应出，左派要求不断变化，不断追求各种美好的梦想。但是，梦想越大，能够坚守的东西就越少。所谓：不被改变，唯有百变。可喜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终于使得左派的大部分诉求得以实现。这使得左派欢欣鼓舞，认为保守的右派是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全然不知，没有资本主义提供的大量资金和物质基础，左派的那些政策，不过是痴人说梦。右派的道德，就是资本主义道德，只要是说出的话，无论多少年都不能改变。五百年前发行的股票，到今天依然保持应有的法律地位。九百年前与英王签订的宪章，依然有效。对于资本主义来说，金钱就是建立在信用之上的。失去了信用，钱也就失去了价值。

从现实的角度思考问题，任何一个国家，不讲诚信就将遭到报应。当今的美国大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年，美国从英国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共和制度。一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合理的制度。但是，今天，美国人民为什么在选举年，忧心忡忡？双方都认为一旦对手获胜，就可能走向独裁，以后就再没有自己说话的份了。这就说明，美国人民还是对于三权分立的体制不放心。因为，总统的权力太大，稍不留神便会变成独裁者。世界上已经有过太多这样的先例和教训了。

其实，这次引起美国社会动荡的根源就是诚信！假设美国依然是君主立宪国家，王室依然存在。百姓们还会担心这个吗？一个君主立宪的国王虽然只有名义上的权力，但是，到了关键时刻，他就能够喊停，让双方冷静一下，就好像股票市场震荡太厉害，需要叫停一样。只要国王的权威还在，就没有人敢于独裁。君主制自发地在世界各地存在了那么多年，说明它有一定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最不愿意看到国家失败的人，就是国王。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美国社会的撕裂，不是因为美国的思想家缺乏逻辑推理，而是精英们缺乏一般的常识，这就是苏轼说的：“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在君主立宪国家就不缺乏这种常识。古代的君主集运动员与裁判于一身，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巩固权力，而最好的方法就是对外扩张。它的本质就是抢劫，没有逻辑和道理可以遵循，倒是阴谋与欺骗往往赢得胜利。这使得古代君主很容易变成暴君。但是，资本主义出现以后。君主立宪体制改变了君主的作用。君主过去的双重身份，在新的体制下，变成了单一的裁判员。他不必思考阴谋诡计，只需要弄清楚什么的正义，什么是常识。他的工作就是维护社会不被撕裂，这个最低的底线。他变成了一个旁观者清的局外人，一个普通常识的仲裁人。当两党斗争失去理智后，只有常识能使他们解脱出来。精英们可以巧舌如簧，证明欧洲应该属于穆斯林，或者非洲黑人，但为何英国人放心让这些人颠倒黑白？因为，英国的宪法上规定，国家是国王的，再怎么诡辩和折腾也不敌国王的常识。只要这个常识还在，英国就还是英国人的。法国人可没这么幸运，他们没有国王，国家属于全体公民。只要某些不良份子猱搔虎痒，骗取选民的信任，说不定真有一天，法国就真变成穆斯林或黑人的。

君主在立宪国家中是一个衣食无忧的人，这使他不会因为受贿而失去理智。另一方面，他处在各大媒体的聚焦之下，所以，即位后就被监督。美国的十位大法官拥有终身的职位，也是学习君主的榜样来换取大法官的绝对良知与常识。法国出现过多次权力真空的状态以后，也模仿君主立宪制，在总理上面又设立了一个总统。新加坡把总理的薪酬拉得很高也有类似的考量，高薪养廉，精简机构，然后重手整治腐败。但无论是美国的大法官，法国总统，还是高薪养廉都比不上国王。

美国很早就发现，三权分立是有问题的，因此后来又出现了第四权力，也就是媒体。可是人们逐渐发现，媒体也是靠不住的。我相信，历史的发展会告诉后人，即便再加几个权力，只要不讲诚信，国民心中依然相互猜忌。因为，国家缺少了一个关键的人物。这个人需要对国家绝对的忠诚，不受财富、美色的诱惑，具有普通人的常识，在民众中享有崇高的权威，却又不参加政治，永远保持中立。三权分立的美国，本来希望用大法官来替代这个角色，但现在发现，大法官都有自己的政治倾向，代替不了这个人。也就是说，三权分立是有漏洞的。孟德斯鸠说：“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美国的立法权在议会，而行政权在总统。当某一派即是总统，又占据议会的时候，效率最高，也最容易出现孟德斯鸠说的恶法。什么是恶法？不给犯错者活路的法律就是，比如，将朱利安尼的财产全部罚没，使他晚年无法体面地生活，这就不是维护社会和谐的做法。再比如，美国黑人佛洛依德案的判决，给予执法过当警察过分的处罚，以及给劣迹斑斑的受害者过高的赔偿。我认为，这两个案件不是在解决矛盾，而是在泄私愤。法律的作用应该是惩前毖后，而非矫枉过正。还有，2020年1月，美国国会山案件，数千人被认定有罪。这就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了。如果冲击国会有罪，那么孟加拉和委内瑞拉反政府运动是否也有罪？谁规定的，政府不能反，政府不是为人民办事的吗？国会山冲击政府的那些人至今依然无法正常生活。而另一方面，零元购的犯人被抓以后，却立即释放，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政府的利益已经远远的凌驾于人民的利益之上。触碰政府的，即便无罪也要和你没完没了，损害人民利益的，即使是抢劫，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索维尔曾说：“那些总是指责私营部门‘贪婪’的人，几乎从不指责政府贪婪，不管政府做了什么。”而如今已经发展到：只许政府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地步了。

柏拉图说：“善良的人不需要法律去告知他们。而那些行为不端的人，会找到法律的漏洞并滥用它。”在这一点上，国王往往比乌合之众组成的政权好得多。尤其是有理智，受过教育，没有财务负担的国王。

法国革命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杀死了愿意接受君主立宪的国王，接下来就是血流成河。俄罗斯步其后尘，杀掉愿意改革的沙皇，结果是伏尸遍野。这就是孟德斯鸠所说的：“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生为王子没有罪，就如生为奴隶，生为日本人，华人，美国人一样，都没有罪。前面说过，国王具有双重身份；运动员和裁判。运动员代表了竞争，而裁判代表了常识。当你杀死国王的同時，也消灭了常识。君主立宪的国王在理论上是不能有政治倾向的，也不能在政治上发言。因为言多必失。但是，他又必须懂得世界上发生的一切（这是非常困难的工作）。只有这样，当国家出现危机时，国王才能挺身而出。比如，二战时，日本天皇，一句话，就投降了。少死了很多人。而德国没有国王，只能等待希特勒消失后，问题才能解决。同样，当下的俄罗斯，没有沙皇，国家的命运就与普京牢牢地捆绑在一起，死多少人都解决不了问题，只有等待普京的消失。而他也骑虎难下，一方面要考虑，如何面对那些抬轿子的小兄弟。另一方面，想办法安排自己的妻儿老小。但如果是君主立宪，沙皇就可以出来打圆场。再看看中国，当年的国民革命如果不推翻清廷，而是实行君主立宪，像英国和日本那样，建立真正的议会和宪法，后来的中国可能就是议会道路，而非武装冲突。两党轮流执政最大的问题就是：“饶恕敌人易，原谅朋友难”It is easier to forgive an enemy than to forgive a friend--by William Blake，但如果有一个公平的仲裁，事情就会不一样。

澳洲人民并不反对国王，几次公投脱离英联邦，都没通过。那么，澳洲数位州长为何拒绝欢迎查尔斯国王？有人说：“乞丐不嫉妒富翁，却会嫉妒比他混得好的乞丐”。反过来也一样，富翁会嫉妒比他更有钱富翁，而不关心乞丐的事情。这就是州长与选民在心态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