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数理逻辑（3）语法的历史

语言本是一切知识的载体，但直到今天，对于它的研究还处于非常落后的阶段。 人们对苏格拉底以前时代,早期雄辩家们的情况都是来自支离破碎的间接文献。这些文献大致是出自公约前六世纪末的一些哲学家(主要指来自爱奥尼亚Ionia)，他们的学术领域包括天文、物理、数学、伦理及形而上学等，内中也包括了语言学。自从考古兴起后，人们从地中海东岸找到一些载体的碎片中，大概知道，最早的文字来自埃及。大约在 公元前1050年左右，腓尼基人Phoenicians 发明了拼音文字。拼音文字的学者认为这是人类语言的一次进步，但本人认为，这是语言学的一次大倒退。原因是，古埃及文字中含有元音，而腓尼基人将埃及语言中的所有元音取消了，形成22个辅音字母（声母）。这使得声音种类大大的缩减。我们一再强调，声音种类多的语言，不但记忆单词的数量庞大，而且思维速度敏捷。元音字母实际上就是成倍的增加声音种类。本来只能发m一个声音的字母，结合了元音以后可以变成ma，me，mo，mao等。如果每个辅音字母都这么改造，那么，声音种类就会大大的增加英语中大约有二十几个辅音和二十几个元音，因此，它能够发出的单个声音大约四百多。实在地谁，腓尼基人的辅音与现代的辅音不是一回事，因为，纯粹的辅音是发不出很大声音的，因此，西方人称那种辅音为syllabary。我认为，它就是汉语拼音中的声母，其特点是与一个元音相结合，形成一个可以大声发出的声音，比如b这个声母，它其实是辅音b与元音e的结合体。古希腊人的字母来自腓尼基的字母。希腊人学到这些字母后，又发明了几个元音。这样一来，希腊人记忆单词的储量，和思维速度都得到一个加速度。由此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古希腊人为世界贡献了灿烂的文化。到了公元前五世纪，一些雄辩家便被希腊世界所尊重。他们在各地进行收费讲学并且著书立说，这些人被后人称为诡辩者Sophists。苏格拉底不是诡辩者，但是他却喜欢与他们辩论。苏格拉底的辩论总有新意，总向传统观念挑战，他也鼓励青年人这样做。因此，雅典的政治法庭以非法腐蚀青年罪判他服毒而死。苏格拉底本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他的思想大都记载在后人的文章中，尤其是他的学生伯拉图写的一些“对话”形式的作品中。在“对话”Cratylus，伯拉图以苏格拉底的谈话形式表现了他自己对语言的一些想法。 因此人们认为伯拉图是古希腊第一个研究语法的人。

      在伯拉图Plato(前427－346)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322)时代，语法grammata一词仅代表‘掌握读和写’而它的派生词grammatike代表‘读与写的技巧’。它的引伸的意思都是后人逐渐加上去的。从古希腊开始，语言学所研究的历程，实际上反映了西方人对自己语言的反思。“回顾历史，我们会以为我们沿着某种预定的方向一步一步走向语言科学的终点；但就每一代人来讲，我们发现，后来者总能找到前人没有发行的东西，没有终点，没有系统，没有框架也不清楚什么是所研究的对象。其结果是这种追求精神本身反而成为人们重视的东西，而他们所发明的新的语法概念及术语却成了次要东西。这种现象使得一个当初仅仅代表读和写的词汇－－语法，现在成为一个比‘哲学’更广泛的词汇。这种延伸开始于斯托依克Stoics时代(前400年左右，它是由住在Cttium的齐诺Zeno(前315)建立的一个学派，它的教义很像中国的道教)。”

苏格拉底发现了语言的不确定性，他认为建立在这种不确定的语言上的法律也是不确定的。他的问题仅仅是在多大的比例上来信任用语言写成的法律条文。但是，到了伯拉图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希望将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的解决。 

      伯拉图发明语法的动机似乎是希望从句子的结构中找到真理与谬误的区别。他研究语言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明白某些说话的方法是如何被用来欺骗你的对话者或听众的。或者人们如何用它来避免被欺骗并进行反驳的。”这里，伯拉图的出发点是将语法当作一种简单的‘忠诚探测器’。我们今天看上去也许不能理解。但它却表现了古希腊人敢想别人所不敢想的性格。当伯拉图与诡辩学者对话时，他发现自己应该建立一套语言理论以防止对手的诡辩。于是，他开始讨论语言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习惯。亚里士多得则进一步引进了主语－谓语来分析句子(见De interpretatione)，并在他的逻辑作品中谈道：“这种分析已经发展成一种句子中各个术语是怎样将意思组织在一起的理论。”

     不过，伯拉图似乎失算了，后世大骗子的语法都十分出色。伯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也可以被看作是为了构造一种形而上学的技术来解释和分析希腊语言而迈出的第一步。此后有大量的学者发明了各式各样的语法成分，以及分析方法。到了罗马时代，人们发现，正确的使用语法，与正确的说话已经不是一回事了。

 直到二十世纪末R、Guastini在“解译(法律)”Interpretation(Legal)一文中谈到语言的以下几个因素使得法律根本无法得到准确的答案A)由于某些术语、短语的界线不明确因而引起了模糊概念；B)当某些词所代表的意思多于一个时，从组义法的角度就很难决定哪个意思是当时需要的；C)句法上的模糊性，它是指当单词在句子中可以有两种以上的与其他单词连接方式时所造成的模糊。人类的语言从说话者头脑中动机的形成，变成有形的句子，对方接受这些信息前对于每个词或字的固有的认识以及这些词或字在他脑子中又连成怎样的想法等，没有一样能确定。可以说是几个不确定的因素的连乘。

在J·S·Gunn与R·D·Eagleson合著的‘回顾语言’Survey of Language的A Des**tion of English in the Mordern Period一节中，作者是这样谈论英国

语法的：“在依丽莎白时代，随着对本国话信心的增长以及重新将英语看做是一种适合传载知识和文化的语言，越来越多的人希望编制它的语法。但那时产生的语法有两种极为明显的倾向。首先，从整体上讲，它并没有试图将英语分析或描绘成一种具有自己主权和特色的语言。相反，对于英语的描述完全模仿和受制于当时的拉丁语，接受它的分类，采用它的术语。这种做法充满矛盾，因为拉丁语和英语相距甚远，在结构上又截然不同。不仅如此，坚持这种立场的学者无疑会感觉英语并不像实际上的英语那样完美。当人们硬让英语适应拉丁语的时候，自然‘缺点’就会被发现。”此后，Dryden与其他一些人开始对语言进行改革。词汇被更新，不正确的发音被剔除，莎士比亚和Milton的作品被纠正！支持这个运动的人有Swift，Addison，和Steele。

要不是因为1714年安娜女王的逝世使这些人失去了宫廷的支持，他们的计划就已经得逞了。不过，即使他们的主张能够继续，也将会是矛盾重重。因为人们弄不清楚什么是标准。Priestley(1761)从科技的角度出发采用了拉丁语的语法形式。(我们知道，当时一切科技用语都是拉丁文的，英语还没有出现科技词汇。) Buchanan(1762)则强调如何适用于教学工作。作为一名主教，Lowth(1762)则要求寻找一种普遍存在的语法，它的规律在英语的各个方面都是绝对‘正确’的。此外，具有各种能力的神职人员、绅士、学者、业余哲学家还有其他受过教育的人也搅和进来。他们仅有一点是相同的；大家都认为自己正确。到了1850年的时候，已经有了二百多种语法公开发表，虽然争论不休，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希望有秩序和条理。

虽然十八世纪的语法学家们受到来自相互之间，已及后来的学者的各种攻击，但是，应该承认，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着高尚的目的。他们真心地希望对于他们不喜欢的事物进行改革。但是，在谈到语法的时候我们无法证明某种语法从根本上比另一种语法更好。我们所能够做的仅仅是记录那些还在被人们使用的语法。被人们用得最多的语法就被认为是正确的；加之，如果每个人都因同一目的而使用它，那么，在交流的时候就不该出现重大的错误和混淆。其实，在任何语言中的语法都是一种任意的惯例，并非逻辑。我们找不出任何理由认为这种或那种语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因此，只有傻瓜才谈论‘正确’，只有傻瓜才认为世界上会有绝对标准的语法，才会认为有最纯粹的，将被所有语言所接受的语法。无论如何，怎样使用语言是各人的权利而非一小撮语法学家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