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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运之星”案件看当前境外NGO对我国的政治渗透
2015年年底，广东公安机关破获“番禹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以下简称“服务部”）以“劳工维权”为旗号，长期接受境外反华非政府组织资金，组织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案件，以曾飞洋为首的７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该“服务部”多年来专事插手国内劳资纠纷，印制反动书刊资料，煽动组织非法罢工，制造规模性群体性事件，企图引发社会动荡，并以“国内第一个劳工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简称NGO，即非政府组织）名噪一时。 “服务部”主任曾飞洋以“工运之星”“劳工维权专家”等形象，屡屡见诸境内外媒体报道中，曾被媒体评为“年度公益人物”，还应邀赴国外演讲、考察、交流，受到热烈追捧。①随着曾飞洋的落网，隐藏在幕后的境外NGO也浮出水面，这些境外组织遥控操纵境内代理人，指示他们在国内插手热点敏感案件，蓄意激化矛盾纠纷，煽动群众对抗政府，最终企图是要改变中国制度，发动颜色革命。最近几年类似事件在多地频频爆发，不能不引起警觉。
当前，越来越多的境外NGO涌入中国，他们从经济、政治、社会中不断凸显产生的各种问题入手，全面切入我国各个领域，其中部分组织还大肆开展非法政治活动。这些境外NGO往往有很深的西方国家政府背景，他们渗透活动的背后都很强的政治意图，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任其在国内发展组织、培训骨干、搭建宣传渠道，一旦时机成熟，便会制造事端，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我国长期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有1000个左右，加上开展短期合作项目的组织数量，总数可能已达7000个左右。每年境外非政府组织流入我国的活动资金已达数亿美元。近30年来，美国NGO在华捐赠金额，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而且，捐赠资金流向最集中的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这三类领域。据统计，1988年至2009年期间，美国在华NGO投入资金的82%流入了高等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及政府机构，而流入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资金仅有17%。②
一、由意识形态渗透向策划具体行动转变
许多境外NGO打着环保、教育、人权的幌子，利用文化交流、捐资助学、项目培训等手段长期对华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搜集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情报，从我国内部培养西方代理人和政治反对派。通过插手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特别是以开发援助、扶持弱势群体为名，抓住工人失业、农民失地、城市拆迁等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具体问题，制造舆论，混淆视听，煽动民众同党和政府产生对立情绪。在“工运之星”案件中，这些非政府组织已经由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全面向参与策划街头政治、颠覆政权的具体行动转变。
1.开始直接策划、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具体行动。在一些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西方NGO扮演着“和平演变”战略的“突击先锋”。这些非政府组织表面上“中立”“客观”，具有“公益性”，实际却大肆制造谣言、欺骗民众，最终通过实施具体行动达到颠覆政权的目的，并且已经形成一整套颠覆政权的“标准”手法。境外NGO安排“服务部”主任曾飞洋多次出境接受培训，受训内容不但有组织罢工的策略和方法，播发其他国家和地区劳工运动的视频，还包括其他国家通过颜色革命取得政权的案例，曾飞洋回国后便数次组织众多骨干人员学习，并应用于实际的非法政治活动当中。
2.以瓦解基层政权为重点，不断向民众施加政治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社会中产生的各种矛盾、问题，都为境外NGO在国内发展提供了土壤和空间。相当数量的境外NGO已经深入到广大农村，直接面对基层群众，活动涉及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层，对我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态的影响也日趋明显和深入。例如，某境外非政府组织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云南、贵州和广西等省区的十多个县开展长期社会综合发展项目，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小额信贷、扫盲和技能培训等。90年代中期又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该项目，增加了参与农村发展、社会性别培训、外来工权利、支持本土非政府组织及其能力发展，以及扶贫、社会、经济、环境等业务。
这些境外NGO在当地做大以后，便将矛头指向当地政府，不遗余力地诋毁政府威望，损害群众对党员干部的信任。例如，某市政府为防止农村引水渠道漏水，拟对一个旧渠道进行修缮，仅需要用水泥把原来的渠道矫直砌好就行了。但当地环保NGO借口该项目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组织发起了一个反对该项目的媒体运动,并联合其他环保组织一起组织起来，逼迫政府与其公开对话，该组织领导人事前进行精心的布置,邀请众多与自己持相同意见的记者、水资源和规划方面的专家参加。该NGO的领导洋洋自得地夸耀：“交锋,一场与政府面对面的交锋。”据说,参会的当地政府副市长和市水利部门官员到达会场的时候,看到如此多的反对者而感到非常惊讶，③其结果不言而喻。“服务部”常用的手段也是污蔑基层政权、诋毁基层干部，在务工者中间制造政治谣言，挑拨干群关系。这些活动对基层民众信仰产生了重大影响，严重动摇了基层群众、干部的理想信念，任其自由发展下去，将会严重削弱党的基层政权基础。
3.在体制内人员寻找突破口，培植党内反对势力。境外NGO进入中国以后，能很快与国内政府部门、社科机构、高等院校以及境内民间组织等建立密切合作关系，极力从体制内寻找突破口，培植“志同道合”者，它们的国内代理人理所当然的成为主要力量。“服务部”自创立起便备受当地一些人民团体的关注，曾飞洋曾参加政府部门主导的相关研讨会，并且受到有关部门领导的肯定。同时还与众多大专院校、科研团体的专家、学者建立了协作关系。尤其与当地一些新闻媒体“建立了密切的协作关系”，曾飞洋还被聘为某报特约记者。有文章指出，该部活动曾得到当地公检法系统在人力上的支持。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存奎曾撰文说，“如曾经在东欧剧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通过直接或间接渠道进入我国活动，这些活动都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威胁和危害。
2015年年底，广东公安机关破获“番禹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以下简称“服务部”）以“劳工维权”为旗号，长期接受境外反华非政府组织资金，组织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案件，以曾飞洋为首的７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该“服务部”多年来专事插手国内劳资纠纷，印制反动书刊资料，煽动组织非法罢工，制造规模性群体性事件，企图引发社会动荡，并以“国内第一个劳工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简称NGO，即非政府组织）名噪一时。 “服务部”主任曾飞洋以“工运之星”“劳工维权专家”等形象，屡屡见诸境内外媒体报道中，曾被媒体评为“年度公益人物”，还应邀赴国外演讲、考察、交流，受到热烈追捧。①随着曾飞洋的落网，隐藏在幕后的境外NGO也浮出水面，这些境外组织遥控操纵境内代理人，指示他们在国内插手热点敏感案件，蓄意激化矛盾纠纷，煽动群众对抗政府，最终企图是要改变中国制度，发动颜色革命。最近几年类似事件在多地频频爆发，不能不引起警觉。
当前，越来越多的境外NGO涌入中国，他们从经济、政治、社会中不断凸显产生的各种问题入手，全面切入我国各个领域，其中部分组织还大肆开展非法政治活动。这些境外NGO往往有很深的西方国家政府背景，他们渗透活动的背后都很强的政治意图，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任其在国内发展组织、培训骨干、搭建宣传渠道，一旦时机成熟，便会制造事端，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我国长期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有1000个左右，加上开展短期合作项目的组织数量，总数可能已达7000个左右。每年境外非政府组织流入我国的活动资金已达数亿美元。近30年来，美国NGO在华捐赠金额，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而且，捐赠资金流向最集中的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这三类领域。据统计，1988年至2009年期间，美国在华NGO投入资金的82%流入了高等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及政府机构，而流入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资金仅有17%。②
一、由意识形态渗透向策划具体行动转变
许多境外NGO打着环保、教育、人权的幌子，利用文化交流、捐资助学、项目培训等手段长期对华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搜集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情报，从我国内部培养西方代理人和政治反对派。通过插手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特别是以开发援助、扶持弱势群体为名，抓住工人失业、农民失地、城市拆迁等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具体问题，制造舆论，混淆视听，煽动民众同党和政府产生对立情绪。在“工运之星”案件中，这些非政府组织已经由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全面向参与策划街头政治、颠覆政权的具体行动转变。
1.开始直接策划、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具体行动。在一些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西方NGO扮演着“和平演变”战略的“突击先锋”。这些非政府组织表面上“中立”“客观”，具有“公益性”，实际却大肆制造谣言、欺骗民众，最终通过实施具体行动达到颠覆政权的目的，并且已经形成一整套颠覆政权的“标准”手法。境外NGO安排“服务部”主任曾飞洋多次出境接受培训，受训内容不但有组织罢工的策略和方法，播发其他国家和地区劳工运动的视频，还包括其他国家通过颜色革命取得政权的案例，曾飞洋回国后便数次组织众多骨干人员学习，并应用于实际的非法政治活动当中。
2.以瓦解基层政权为重点，不断向民众施加政治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社会中产生的各种矛盾、问题，都为境外NGO在国内发展提供了土壤和空间。相当数量的境外NGO已经深入到广大农村，直接面对基层群众，活动涉及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层，对我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态的影响也日趋明显和深入。例如，某境外非政府组织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云南、贵州和广西等省区的十多个县开展长期社会综合发展项目，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小额信贷、扫盲和技能培训等。90年代中期又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该项目，增加了参与农村发展、社会性别培训、外来工权利、支持本土非政府组织及其能力发展，以及扶贫、社会、经济、环境等业务。
这些境外NGO在当地做大以后，便将矛头指向当地政府，不遗余力地诋毁政府威望，损害群众对党员干部的信任。例如，某市政府为防止农村引水渠道漏水，拟对一个旧渠道进行修缮，仅需要用水泥把原来的渠道矫直砌好就行了。但当地环保NGO借口该项目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组织发起了一个反对该项目的媒体运动,并联合其他环保组织一起组织起来，逼迫政府与其公开对话，该组织领导人事前进行精心的布置,邀请众多与自己持相同意见的记者、水资源和规划方面的专家参加。该NGO的领导洋洋自得地夸耀：“交锋,一场与政府面对面的交锋。”据说,参会的当地政府副市长和市水利部门官员到达会场的时候,看到如此多的反对者而感到非常惊讶，③其结果不言而喻。“服务部”常用的手段也是污蔑基层政权、诋毁基层干部，在务工者中间制造政治谣言，挑拨干群关系。这些活动对基层民众信仰产生了重大影响，严重动摇了基层群众、干部的理想信念，任其自由发展下去，将会严重削弱党的基层政权基础。
3.在体制内人员寻找突破口，培植党内反对势力。境外NGO进入中国以后，能很快与国内政府部门、社科机构、高等院校以及境内民间组织等建立密切合作关系，极力从体制内寻找突破口，培植“志同道合”者，它们的国内代理人理所当然的成为主要力量。“服务部”自创立起便备受当地一些人民团体的关注，曾飞洋曾参加政府部门主导的相关研讨会，并且受到有关部门领导的肯定。同时还与众多大专院校、科研团体的专家、学者建立了协作关系。尤其与当地一些新闻媒体“建立了密切的协作关系”，曾飞洋还被聘为某报特约记者。有文章指出，该部活动曾得到当地公检法系统在人力上的支持。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存奎曾撰文说，“如曾经在东欧剧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通过直接或间接渠道进入我国活动，这些活动都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威胁和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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